顾曼心里暖暖的。自从父亲去世后,她已经很久没有感受过这种家庭的温暖了。
饭后,赵母主动收拾碗筷,把赵江河和顾曼赶到客厅:“你们去说话,我洗碗。”
客厅里,赵江河握住顾曼的手:“我妈没给你压力吧?结婚的事,我听你的,你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
顾曼靠在他肩上:“阿姨只是关心我们。其实……我也觉得,是时候了。”
赵江河转头看她:“真的?”
“嗯。”顾曼点头,眼睛亮晶晶的,“经历了这么多事,我更加确定,我想和你在一起,想有一个我们的家。至于婚礼,简单点就好,请几个亲近的朋友同事,不用大操大办。”
赵江河抱紧她:“好。都听你的。”
厨房里传来水声和碗碟碰撞的声音。赵母一边洗碗一边哼着老歌,声音里满是喜悦。
这个春天的夜晚,这个小小的家里,充满了久违的温馨。
然而,平静之下,暗流仍在涌动。
第二天一早,赵江河刚到办公室,苏晚晴就神色凝重地走进来:“主任,有两件事需要您处理。”
“说。”
“第一,北江国信那边,昨天又出现了一笔五千万的集中赎回。卫东副局长协调资金兑付了,但这是本周第三笔大额赎回了。他担心,可能有机构在恶意做空,试探我们的底线。”
赵江河皱眉:“查清楚这些赎回机构的背景了吗?”
“正在查。但初步看,都是外省的私募基金,和北江本地没有直接关联。”苏晚晴顿了顿,“卫东建议,是否可以向证监会报告,请求调查是否存在市场操纵行为。”
“可以。你让卫东整理材料,我来协调。”赵江河点头,“第二件事呢?”
苏晚晴递过一份文件:“这是省政法委转来的信访件复印件。有群众实名举报,说我们在国企改革中‘搞运动式执法’,‘侵犯企业合法权益’。举报信列举了矿业集团和国信信托的案例,说我们‘未经充分调查就对企业负责人采取强制措施’,‘严重影响企业正常经营’。”
赵江河接过文件,快速浏览。举报信的措辞很专业,列举的“问题”也很有针对性,显然不是普通群众能写出来的。
“信访件是谁转来的?”
“政法委办公室,但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妥善处理,及时反馈’。”苏晚晴压低声音,“我打听了一下,这封举报信是王永昌副书记亲自批转的。”
王永昌。
这个名字让赵江河的眼神冷了下来。自从最高检介入调查十五年前的事故后,王永昌表面上一直很配合,甚至主动要求回避相关调查。但他显然没有闲着,而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施压。
“按照程序回复。”赵江河把文件放下,“第一,详细说明我们对矿业集团和国信采取调查措施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第二,提供职工安置款冒领案的数据和职工收到垫付款的凭证。第三,强调改革是为了保护国有资产和职工权益,不是‘运动式执法’。回复稿写好后给我看。”
“明白。”苏晚晴记录,“另外,陈和平组长那边传来消息,矿业集团下属的五矿和七矿,今天上午有部分职工聚集,要求提高安置标准。他说已经控制住局面,但需要集团层面的统一政策。”
“安置标准不是早就确定了吗?”
“是的。但有些职工听信传言,说其他矿的安置标准更高,就闹了起来。”苏晚晴犹豫了一下,“陈组长怀疑,可能有人在背后煽动。”
赵江河站起身,走到窗前。春天的阳光很好,但此刻他的心情却有些沉重。改革进入深水区,各种矛盾开始集中爆发。有既得利益者的反扑,有不明真相群众的误解,也有隐藏在暗处的破坏。
“告诉陈和平,第一,坚持既定政策,不能开口子;第二,做好政策解释工作,把安置标准、依据、以及和其他企业的对比数据,向职工说清楚;第三,查清楚有没有人在背后煽动,一旦查实,依法处理。”
苏晚晴离开后,赵江河给孙正平打了个电话。
“老孙,王永昌那边有什么新动静?”
“很安静,安静得反常。”孙正平的声音里透着警惕,“他最近除了正常工作,就是在家和老干部活动中心两头跑。但据我们监控,他秘书上周去了一趟北京,说是去党校培训,但实际上去见了谁,还没查清楚。”
“北京?”赵江河心头一紧,“最高检的调查组不是在北江吗?”
“是的。所以王永昌让秘书去北京,肯定不是为了配合调查。”孙正平顿了顿,“江河,我有个不好的预感。王永昌可能在找更上面的关系,试图把水搅浑。”
“他能找到什么关系?”
“难说。他在政法系统三十多年,从基层一步步上来,人脉很广。而且十五年前那起事故,如果真的涉及瞒报和渎职,可能牵扯的不止他一个人。”孙正平声音压低,“最高检的同志私下跟我说,他们调取当年卷宗时,发现有些关键材料‘缺失’了。这不是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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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江河沉默片刻:“老孙,你和最高检的同志保持密切沟通。我们这边的调查要继续推进,特别是林璇提供的那些离岸公司线索,要抓紧核实。另外,顾曼父亲留下的笔记本,我已经让她交给调查组了,应该会有帮助。”
“我知道。对了,”孙正平语气轻松了些,“听说你和顾记者要办事了?什么时候?我可得准备个大红包。”
赵江河笑了:“还没定具体时间,大概下个月吧。简单办,就请几个亲近的人。”
“那可不行。再怎么简单,我这个老战友必须在场。”孙正平认真地说,“江河,这些年你也不容易。顾记者是个好姑娘,你们好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