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一年的上海，初秋的雨总带着股黏腻的潮意。沈若涵立在霞飞路公寓的窗前，看着雨丝斜斜地织在梧桐叶上，将那点残存的绿意洗得发亮。楼下黄包车轮碾过积水，溅起细碎的水花，混着远处电车叮叮的铃声，成了这座城市寻常的背景音。

“小姐，顾先生的电话。”佣人阿香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将听筒递到她手边。

沈若涵接过电话，指尖触到冰凉的金属，心里却莫名一暖。“喂？”

“是我，维桢。”电话那头的声音清润如玉石相击，带着点笑意，“雨好像没要停的意思，晚上的画展，还去吗？”

顾维桢，圣约翰大学的建筑系教授，也是她在三个月前那场赈灾义演上认识的人。彼时她穿着一身月白色的旗袍，在台上弹奏《春江花月夜》，他就坐在第一排，目光沉静地望着她，像是在欣赏一件艺术品，却又不止于此。演出结束后，他捧着一束含苞的白玉兰过来，说：“沈小姐的琴声，像这玉兰花一样，干净得让人安心。”

那时她便觉得，这个男人眼里有光。

“去的，”沈若涵拢了拢耳边的碎发，声音放软了些，“说好要一起去看林风眠先生的新作呢。”

“那我七点来接你，”顾维桢顿了顿，又补充道，“穿件厚些的衣裳，夜里凉。”

挂了电话，沈若涵转身去衣柜前挑选衣裳。打开柜门，一排各式各样的旗袍映入眼帘，都是母亲托人定做的，料子考究，绣工精致。她指尖划过一件墨绿色暗纹的旗袍，那是上个月父亲的老友——商会会长张叔公送的，说是要给她介绍他的儿子，那个留着油亮大背头、说话总带着股铜臭味的张少爷。

她皱了皱眉，将那件旗袍推到一边，选了件浅灰色的西式连衣裙。料子是普通的棉麻，袖口滚着一圈细细的白边，是她自己在洋行里挑的。母亲总说她不爱红妆爱素服，不像个大家闺秀，可她就是喜欢这种自在的感觉。

沈若涵的父亲是前清举人，后来投身实业，在闸北开了家纺织厂，家境殷实。只是父亲思想守旧，总想着让她嫁个门当户对的人家，安稳度日。可她读了五年教会女校，心里装着的不是相夫教子，而是那些新派小说里写的自由与理想。

七点整，顾维桢的福特轿车准时停在公寓楼下。他穿着一件深色西装，没打领带，领口随意地敞开两颗扣子，少了几分讲堂上的严肃，多了些温和的气度。见沈若涵走出来，他立刻下车替她拉开车门，目光落在她身上时，带着毫不掩饰的欣赏。

“这件裙子很适合你。”他说。

沈若涵脸颊微红，低头坐进车里。“顾先生今天也很不一样。”

车里放着一张黑胶唱片，是肖邦的夜曲，旋律悠扬。顾维桢发动车子，平稳地汇入车流。“下周学校要去苏州考察古建筑，大概要去三天，”他侧过头看了她一眼，“回来给你带些苏绣的小玩意儿？”

“不用麻烦了，”沈若涵摇摇头，“我更想听你讲那些老房子的故事。”

顾维桢笑了：“那我就多拍些照片，回来讲给你听。”

画展在法租界的一家画廊里举行。林风眠的画色彩浓烈，笔触大胆，将西方的油画技巧与东方的意境融合得恰到好处。沈若涵站在一幅《仕女图》前，看得入了神。画中的女子眉眼低垂，带着种淡淡的哀愁，像极了此刻的自己。

“他的画里总有种挥之不去的孤独感。”顾维桢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

“是啊，”沈若涵转过身，望着他，“就像这座城市，看起来热热闹闹的，可每个人心里都藏着自己的心事。”

顾维桢看着她，眼神深邃：“那你的心事是什么？”

沈若涵的心猛地一跳，避开他的目光，走到另一幅画前。“我……我没什么心事。”

顾维桢却跟了过来，站在她身边，声音压得很低：“若涵，我知道你家里的事。张会长那边，是不是给你施压了？”

沈若涵惊讶地抬头看他：“你怎么知道？”

“上周在商会的酒会上，张会长跟我提起过，”顾维桢的语气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愠怒，“他说要给你和他儿子定亲。”

沈若涵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裙摆。“我父亲很看好张家，说他们能帮衬家里的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