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声音还不算强大，但标志着皇帝寻找“开明派”的策略，开始初见成效。

面对如此不利的局面，江南官绅集团的反扑更加隐秘和阴险。

他们不再大规模制造舆论，而是采取了“釜底抽薪”的策略。

一方面，指使御史言官，继续弹劾费宏和《京报》“以偏概全”、“渲染个案”、“破坏官场和睦”；另一方面，则动用其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开始在实务层面给文贵制造麻烦。

漕运开始出现一些“意外”的阻滞。

并非大规模的罢运——那等于公开对抗朝廷——而是某些关键河段“恰好”需要疏浚，某些重要闸坝“意外”出现小故障需要检修，导致漕船通行效率明显下降。

同时，江南市面上开始流传“朝廷或因漕运整顿不顺，欲加征东南商税以补国库”的谣言，试图煽动商人阶层对改革的不满。

更厉害的一招是，他们利用其在朝中的关系，推动了几位籍贯北方的官员上疏，以“漕运事关京师根本，不宜久拖不决”为由，请求皇帝下旨，催促文贵尽快恢复漕运全效，隐隐有将“影响漕运”的责任扣在文贵头上的意图。

这一套组合拳，打得极其刁钻，将政治压力、经济手段和舆论谣言结合了起来。

文贵在江南的压力陡增。

他一方面要顶着压力继续查处积弊，推行“定耗羡”等新规；另一方面又要分心应对漕运出现的各种“意外”，协调地方官府进行抢修疏通，疲于奔命。他连续上了几道密奏给皇帝，详细汇报了江南的复杂局面和遭遇的软抵抗。

乾清宫内，朱厚照看着文贵的密奏和司礼监、锦衣卫报来的关于江南动向的消息，面色凝重。

他感受到改革进入了最艰难的相持阶段。

对手不再正面强攻，而是利用其盘根错节的势力，从方方面面进行消耗和阻滞。

“看来，光是《京报》和数据，还不足以打破这僵局。”朱厚照沉吟着。他需要给文贵更直接的支持，也需要在朝堂上，给予反对派更明确的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