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他从自己带来的幕僚和军中抽调可靠人手，组成数个巡查小组，不定期地前往各地收兑现场进行暗访。

这套“明规则+强监督+严考核”的组合拳，初步构建起一个相对清晰的制度框架。虽然胥吏们私下里依旧怨声载道，抱怨“断了财路”，但在文贵刚刚立威、巡查组虎视眈眈的情况下，明面上的违规行为大为收敛。

漕粮收兑的效率，在经历初期的短暂混乱和观望后，竟因流程的规范而有所提升，民间的不满情绪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疏导。

这一切，都被随行的幕僚详细记录，并通过《京报·实务选编》，以平实的笔触报道出去。

文章没有过多渲染，只是客观描述了新规内容、推行过程以及民间的初步反应。这种不夸功、不诿过的务实风格，反而赢得了更多士林中间派的认可。

就在文贵于江南艰难“建制”的同时，京师西苑豹房内，一场意义深远的谈话正在进行。

朱厚照召见了在内阁中以干练务实着称、且对数据和新法并不排斥的阁臣杨廷和。他没有在庄严肃穆的乾清宫，而是选择了氛围相对轻松的豹房数据核算室。

杨廷和步入核算室，首先便被墙上那些挂满“天竺数字”和图表的板壁所吸引。

他早已听闻此物，但如此直观地看到其应用于复杂的漕运、边饷数据分析，还是第一次。

王良在一旁，应皇帝要求，简要地向杨阁老演示了如何利用新数字和图表，快速进行数据汇总和趋势分析。

杨廷和默默看着，眼中不时闪过惊异和思索的光芒。

他是一位成熟的政治家，深知治理国家离不开钱粮刑名，而钱粮刑名的基础，便是清晰准确的数目。

“杨先生以为此术如何？”朱厚照适时问道。

杨廷和沉吟片刻，谨慎而客观地答道：“陛下，此‘天竺算符’及图表之法，于理财核账、工程预算，确有其便捷直观之利。若用于户部、工部等衙门，处理繁杂数据，或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他肯定了其工具价值，但也仅止于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