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港的繁荣，像潮水般涨起，但水面下的暗礁，也随之嶙峋浮现。

文贵拒绝了漳州府的宴请，如同在原本就微妙的地方官场关系中投入一颗石子，涟漪迅速扩散开来。

几日下来，市舶司在港口以外的事务，开始变得寸步难行。

招募工匠修缮税仓，府衙推说匠役都在忙于官署修葺，人手紧张；欲划拨临近官地建造营房，户房书吏便搬出一堆陈年卷宗，声称地契不明，需“细细勘核”；甚至连采买日常用度的蔬菜肉食，市价也悄然涨了三成。

“部堂，他们这是用软刀子割肉！”幕僚愤愤地将一份采购清单拍在桌上，“明着不敢对抗，暗地里处处掣肘！”

文贵端坐案后，神色平静地翻阅着王良送来的最新税银入库记录。

那不断攀升的数字，是他此刻最大的底气。

他放下账册，目光深邃：“他们越是如此，越说明我们做对了，打到了他们的痛处。漳州府乃至福建布政使司，多少人靠着以往的走私分润？我们断了他们的财路，岂能指望他们真心配合？”

他沉吟片刻，吩咐道：“既然官府指不上，我们便自己来。拿着市舶司的公文，去江西、去湖广招募工匠，工钱给足。所需建材，若本地价高，便派人去福州、甚至更远的地方采买。至于用地……”他眼中闪过一丝决断，“先将海防公所后那片荒滩平整出来，搭建临时营房。非常之时，行非常之法。”

文贵的应对，展现了一个封疆大吏的务实与魄力。

他不与地方在琐事上纠缠，而是利用手中的财权和人权，另起炉灶，用效率打破僵局。这需要承担“擅专”的风险，但他更清楚，若被地方拖住脚步，新政必将夭折。

与此同时，顾云卿主导的巡海民壮招募，也遇到了麻烦。

愿意应募的多是些走投无路的贫苦渔民或破落户，稍有些身手、熟悉海况的船工水手，大多被本地几家船行和豪强把持，无人敢来应募。

“他们不敢来，是怕得罪人，断了以后的生路。”顾云卿对文贵汇报时，语气依旧冰冷，但眉头微蹙，“而且，我们悬赏海盗的消息已经传开，据线报，‘浪里蛟’张琏和‘混海龙’陈国辉那两股最大的海盗，已经放话，要拿我们市舶司的人头祭旗。”

压力，从陆地蔓延到了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