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同时，顾云卿那边的调查也有了新的进展。

通过对俘获海盗的进一步审讯，以及内线提供的情报，他锁定了一个在月港经营多年、与漳州府衙关系密切的胥吏。

正是此人，利用职务之便，将巡海船队初期兵力薄弱、布防情况等机密，泄露给了海盗。

顾云卿没有打草惊蛇，而是布下了一张网，准备顺藤摸瓜，看看能否牵出更深层的人物。他深知，肃清内奸，绝非抓几个小角色就能了事。

而在遥远的京师，杨廷和面对刘瑾一系的反扑和那些捕风捉影的弹劾，展现出了与其学者气质不符的强硬与老辣。

他并未上疏自辩，也没有利用首辅之权打压言路，而是做了一件看似毫不相干，实则直指核心的事情。

他以内阁名义，向皇帝呈送了一份《清厘天下赋税以实国用疏》。这份奏疏并未提及任何具体人事，而是以月港市舶司短短数月便为国库贡献巨额税收为例，系统阐述了整顿税务、清除中饱、开辟新源对于解决朝廷财政困境的极端重要性。

奏疏中引用了大量王良团队核算出的、关于漕运、盐政等方面存在的惊人损耗和贪墨数据，数据详实，逻辑严密。

这份奏疏，如同一把无形的软刀子。它不直接攻击任何人，却将“贪墨”、“中饱”、“蠹国”的标签，牢牢贴在了那些阻挠改革、试图维护旧有利益格局的官员身上。它将朝堂斗争的焦点，从个人恩怨和权力倾轧，巧妙地拉回到了“国用”这个皇帝最为关心、也最能占据道德制高点的问题上。

梁正在看到这份奏疏后，在文华殿召集了一次小范围的御前会议。

“杨先生此疏，老成谋国，深得朕心。”他当着几位重臣的面，肯定了杨廷和的提议，“国用匮乏，则百事俱废。开源节流，确为当务之急。月港市舶司，便是一个极好的例证。望诸臣工，能体会朕与杨先生之苦心，共克时艰。”

皇帝的表态，如同一道明确的风向标。那些原本还在观望，甚至暗中附和刘瑾弹劾杨廷和的官员，顿时噤声。谁也不敢在这个节骨眼上，被扣上“阻碍开源”、“意图蠹国”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