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刘瑾是他用来搅动死水的“鲶鱼”。

福建官场为何对文贵阳奉阴违？不仅仅是因为利益，更是因为惰性，因为那种延续了百年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场习气。

刘瑾伸出的黑手，虽然可恶，却在客观上打破了某种平衡，迫使文贵和杨廷和必须更加警醒，用更缜密的手段、更坚实的政绩（如王良的数据）去应对，去破局。

这就像一块磨刀石，虽然粗糙，却能磨砺出更锋利的刀锋。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刘瑾是他手中一条“可控的恶犬”。

梁正从未忘记刘瑾的危害，也从未真正信任过他。石文义的锦衣卫，就是他悬在刘瑾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刘瑾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视之下。

他默许刘瑾的小动作，是因为这些动作目前尚在他的掌控范围之内，其造成的破坏，远小于其带来的“搅局”和“吸引火力”的价值。

一旦这条恶犬有反噬主人，或者其行为可能危及改革根本的迹象，梁正会毫不犹豫地挥下屠刀。

清除刘瑾，不仅能瞬间收获巨大的政治声望，更能将阉党积累的财富充入国库，为改革提供新的血液——这简直是一举多得的优质“储备资产”。

‘崇祯倒是干净利落地除了魏忠贤，然后呢？’梁正脑海中闪过明末的历史，‘他独自面对整个文官集团的扯皮和空谈，最终煤山殉国。我，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平衡，才是关键。 让杨廷和与刘瑾互相牵制，让文官集团内部也因此产生分化（有依附刘瑾的，有追随杨廷和的，有中立的），他这位皇帝，才能超然其上，稳坐钓鱼台，掌控全局。

这才是最高明的执政艺术，不是非黑即白的铲除，而是灰色的驾驭与利用。

想到这里，梁正提起朱笔，在那份兵部的调拨方案上，流畅地批下了一个“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