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皮肤黝黑、满脸褶皱的老者叹了口气，用生硬的官话夹杂着粤语道：

“后生仔，不是冇活计，是活计难做咯！以往帮那些大老板运点‘散货’（指未报关的零散货物），手脚快些，一日还能挣几十文铜钱，买米度日。现在好啦，都要那个什么‘引票’，大老板嫌麻烦，都去找那些有大船、有门路的行会了，哪还看得上我们这些撑小艇的？”

另一位老者激动地补充：

“就是！还说我们夹带？我们能夹带多少？不过是些针头线脑、自家晒的鱼干！如今倒好，一杆子打翻一船人！我们疍家仔世代在水上讨生活，不让我们运货，难道叫我们全家去喝西北风？”

王良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

他注意到，这些疍民抱怨的核心并非反对纳税，而是新规之下，他们这些分散、弱小的个体被排除在了合法的运输体系之外，失去了赖以生存的零散活计。

而那些有能力、有背景的大船行和牙行，则可能借此机会进一步垄断货源。

“若是有个法子。”

王良等他们说得差不多了，才缓缓开了口。

“能让你们继续运货，而且是光明正大地运，不用再偷偷摸摸，还能拿到比现在更稳定、或许还多一些的工钱，你们愿不愿意按新规矩来？”

几位老者面面相觑，将信将疑：“后生仔，你说得轻巧？哪有这等好事？”

“事在人为。”

王良没有多说，起身告辞。他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