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确凿的证据和强大的压力下，老书手为求自保，和盘托出了一套运行多年、几乎成为潜规则的舞弊体系。

他供认，刘家等大户，通过贿赂胥吏，在编制黄册和鱼鳞册时便做了手脚。

其手段繁多：一是“活洒”，将应纳税粮分散到其他现役人户名下；

二是“死寄”，将田产伪报于逃绝人户名下；

三是“包纳”，买通胥吏，在过割田产时不过割或仅少量过割赋税；

四是“悬挂”，田产推收记载混乱，有推无收；

五是捏作“寄庄”，冒充官绅产业以逃避差役。

“……如此一来。”

老书手颤巍巍地解释，“册籍上所载，田亩、人户、税粮，三者多数对不上号。册上是良田，实地可能是荒岗；册上是甲户之田，纳税的却可能是乙户。富家田连阡陌而赋税无几，贫户地无立锥却役银沉重。历年派征差役，便依据这失真的册籍，其中上下其手、转嫁负担的空间……极大。”

吴永年听得脊背发凉。

他这才彻底明白，为何清丈阻力如此巨大。

这不仅仅是清理田亩，而是要彻底推翻一整套由胥吏和豪绅共同维护、从中牟利的“暗账”体系！

此体系如同附骨之疽，侵蚀着国赋，压榨着小民。

他不敢怠慢，立刻将老书手的供词、私账副本以及泰和县已查实的“飞洒诡寄”案例，加上自己的分析，写成了一份极长的、措辞前所未有的激烈的奏疏。

在奏疏中，他详细描述了“飞洒”、“诡寄”等弊政的操作手法及其危害，明确指出“册籍失真，则赋役无准；胥吏弄权，则豪强得利；贫民受压，则国本动摇”。

他恳请朝廷，不仅要清丈田亩，更需彻底清查和重整黄册与鱼鳞册系统，并严厉追究历年经办胥吏及纵容包庇官员的责任。

这份沉甸甸的奏疏，同样以最快速度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