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步是艰难的。织出的布匹粗糙，销路不畅，还引来了邻近卫所的嘲讽。但孙得功咬牙坚持。他利用自己微薄的人脉，联系上了一个往塞外贩货的小商队，用低于市场价但至少能回本的价格，将第一批粗布卖了出去。当第一笔实实在在的银钱换回粮食，分到参与织布的军户家中时，质疑和嘲讽的声音小了许多。

孙得功知道，这远非长久之计，更与京营那些威风凛凛的新军天差地别。但这小小的织机，却像一根稻草，让这个濒临沉没的卫所，看到了一丝喘息的可能。他的选择，代表了帝国最底层、最僵化军事单位在绝境中一种朴素的、求生存的“转向”。他们的道路注定坎坷，但这微弱的火种，却可能在未来引燃更深层次的军事改革。

南京国子监那场关于“格物”与“经世”的辩论，其影响并未随着辩论的结束而消散。相反，一种务实的思想暗流，开始在部分年轻监生和开明学者间涌动。

那位在辩论中引用“经世”之说的苏州监生，名叫沈文澜。他家本就是苏州丝绸商人，自幼耳濡目染，对经济民生并不陌生。辩论之后，他并未满足于空谈，而是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颇为出格的事——他利用休沐日，主动拜访了南京城内几位颇有声望的老账房、老工匠，甚至通过家族关系，参观了几家采用新式管理方法的工坊和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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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所见所闻，结合国子监所学的经义，私下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窗组织了一个小小的“经济社”，探讨田赋、漕运、盐政、工商之中的实际问题。他们不再将“利”视为洪水猛兽，而是尝试用儒家的“惠民”、“富国”思想来理解和诠释这些经济活动。

“《大学》言‘生财有大道’，‘仁者以财发身’。”沈文澜在社内宣讲他的心得，“格物院厘清田亩，使税赋公平，贫者得安，此非‘仁政’乎？革新织机，使布贱而民可得衣，此非‘惠民’乎？市舶通商，增国库之入，强海防之力，此非‘富国’乎？吾辈读书，若不能通晓这些‘大道’，空谈性命，于国何益？于民何补？”

他们的活动起初被视为“不务正业”，但也吸引了一些同样对现实感到困惑，渴望学以致用的年轻士子。甚至有一位对新政持同情态度的翰林院编修，在听闻此事后，私下给予了他们一些指导和鼓励。

这股在理学框架内萌生的“实学”苗头，虽然微弱，却代表着士大夫阶层内部一种积极的变化。他们试图弥合“义”与“利”、“道”与“器”之间的鸿沟，为儒家思想注入新的活力，也为自身参与即将到来的、更广泛的社会变革，做着思想和人才上的准备。

开封周王府的试探，比想象中更为迅速和隐蔽。通过一个表面上与王府毫无关联、实则由王府长史亲信掌控的“豫丰号”，周王府的资本，如同无声的溪流，开始渗入新的经济领域。

他们并未直接兴办工坊，那太过招摇。而是选择了更稳妥的参股与放贷。“豫丰号”首先瞄准的，是那些在江西新政中崭露头角、急需资金扩大生产的徽商、晋商，以及一些试图转型的地方士绅开办的工坊。凭借王府深厚的资本底蕴和相对“公道”的利息（略低于民间高利贷，但要求严格抵押和清晰的账目），“豫丰号”很快就在几个重点工坊区打开了局面。

同时，他们也敏锐地注意到了漕运和海外贸易的机遇。通过层层转手和匿名投资，“豫丰号”的资金出现在了刘文炳改革的那个漕运仓库的“优化”项目里，也出现在了某支准备前往旧港贸易的商队集资名单中。

周王朱睦柛深居简出，但每日都能看到长史呈上的、用特殊密码写就的“豫丰号”经营简报。看着上面稳步增长的数字，他心中那份因时代剧变而产生的焦虑，似乎稍稍缓解了一些。他并不指望靠这些投资重现祖上的权势，只求在这风雨飘摇的变局中，为王府积累更多的“浮财”，增加一份应对未知风险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