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样子？等着饿死就像样子了？”孙得功有些恼火，“朝廷都允许咱们‘以工商补军资’了！光靠织那点破布，能换来几杆新式火铳？能修葺这快要塌了的营房？”

他指着远处荒芜的田地：“地就在那儿荒着！人就在这儿闲着！咱们不想法子，难道等着天上掉馅饼？就算最后不成，也不过是费把子力气，总比坐以待毙强！”

在孙得功的强力推动下，卫所开始尝试与地方里正、乡老接触，商讨合作种麻的可能性。这个过程磕磕绊绊，充满了不信任与固有的隔阂。但孙得功的尝试，代表着一部分底层军事单位，在生存压力下，正试图突破制度的桎梏，艰难地向一种“亦兵亦工亦农”的混合模式探索。这缕微弱的火苗，虽然摇曳不定，却蕴含着打破僵化军户制度的潜在力量。

南京国子监内，沈文澜等人的“经济社”并未停留在空谈。受到皇帝接见西夷时表现出的对具体知识的兴趣，以及《京报》开始刊登“实务探讨”文章的鼓舞，沈文澜决定进行一次小小的“实证研究”。

他利用家族关系，获得了苏州府近十年来的部分粮价、丝价数据以及气候记录（主要是水旱灾害）。他带领社内同窗，运用在格物院生徒那里请教来的简单统计方法，试图找出物价波动与气候变迁、乃至漕运通畅程度之间的关联。

这项工作枯燥且繁琐，需要极大的耐心。许多同窗中途退出，认为这是胥吏之务，非士子应为。但沈文澜坚持了下来。当他初步绘制出几条起伏的价格曲线，并发现其与某些灾害年份存在明显对应关系时，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基于事实和逻辑的认知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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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读圣贤书，只知‘谷贱伤农’，却不知其‘贱’至何种程度，与何相关。”沈文澜在社内分享他的初步发现，“今观数据，方知天时、地理、物流，皆关乎民生休戚。圣人所言‘敬天保民’，岂是空谈？需落实于此等具体事功之上！”

他将自己的初步分析和建议（如建立常平仓信息互通机制、优化漕运调度以平抑物价）整理成文，虽显稚嫩，却言之有物，投给了《京报》的“实务探讨”版面。他并不知道这篇文章是否会得到刊发，但这标志着一种新的学风正在少数士子中萌芽：从义理思辨，转向关注和解决实际问题的“实学”。这思想的星火，或许比任何技术或制度的改变，更能影响帝国的未来。

开封周王府，“豫丰号”的资本触角在继续延伸的同时，周王朱睦柛授意长史，开始了另一项更为长远的投资——人才。

他注意到沈文澜这类年轻士子的价值。他们既有传统的儒学功底，又开始接触和思考实务，是未来可能影响朝局的新生力量。朱睦柛不求这些人直接为王府效力，那太着痕迹，风险也大。他追求的是一种更隐性的“善缘”。

“豫丰号”暗中设立了一项“英才助学基金”，通过可靠的中间人，向那些像沈文澜一样出身尚可、但家境并非极其富裕、且致力于“经济实学”研究的年轻士子，提供不附加明显条件的资金支持，帮助他们购买书籍、游学访师、出版着述。

同时，周王也开始留意格物院中那些背景相对简单、表现出色但晋升无门的低阶官员或优秀生徒。通过“豫丰号”控制的工坊或商会，以高薪聘请他们担任“技术顾问”，或资助他们进行一些“民用技术”的研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