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一些内地州府的中小工坊主手中，这些书籍却可能带来困惑甚至挫折。河北保定府的一个小型铁匠铺主，得到一本《基础》后，如获至宝，试图仿制上面一种简易的畜力鼓风机以提高炉温。

然而，书中图示的齿轮传动比例，与他本地能获得的齿轮规格略有差异，又缺乏调整的经验，导致鼓风机要么风力不足，要么容易损坏，反不如旧式手拉风箱可靠。他懊恼地对学徒抱怨：“京城老爷们画图容易，哪知咱们这儿的铁料、木工活计是什么成色！”

此类问题通过各地零星反馈，逐渐汇集到徐明远案头。他对此并不意外，深知技术推广绝非照本宣科那般简单，必然伴随着本地化的调试与磨合。他指示格物院相关人员，一方面要收集这些“应用反馈”，作为改进教材和日后设计的重要参考；另一方面，可以尝试编写更详细、包含常见问题解决方案的“应用指南”，或考虑在条件成熟地区，派遣巡回匠师进行短期指导。

技术的星星之火在扩散，照亮了一些角落，也照出了各地工业基础、工匠水平的参差不齐，以及将知识转化为实际生产力的艰难过程。

广州，珠江口的喧哗日夜不息。王良坐镇的市舶司，如今已不仅是征收税银的衙门，更日益成为一个连接内陆产出与海外市场、汇聚四方信息的枢纽。

随着《商事通则》明发，王良迅速将其核心精神与市舶司章程结合，颁布了更细致的《广州口岸海外贸易管理细则》，对船只进出、货物报关、交易纠纷仲裁、乃至外国商人的临时居留管理，都做出了明确规定。阿尔梅达等葡萄牙商人虽觉束缚更多，但在西班牙人竞争压力和王良强硬手腕下，也只能逐步适应。

更值得关注的是贸易内容的变化。以往出口大宗，无非丝绸、瓷器、茶叶。如今，江西的优质夏布、景德镇的新式“洋彩瓷”、乃至苏杭一些采用新式花样和工艺的绸缎，开始成为外商争相订购的抢手货。

王良从中看到了巨大的利润和影响力，他授意王瑾，主动与吴永年、乃至江南的沈继宗等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协助他们将产品纳入市舶司的“优选货品名录”，并利用自己掌握的海外商路信息，指导他们调整产品以适应不同市场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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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来自月港文贵、南洋商队、乃至通过西夷商人间接获得的各方信息，也在此汇聚。西班牙人在吕宋以北岛屿建立新据点的消息，满剌加葡萄牙人与当地土王冲突加剧的传闻，乃至日本九州某些大名对大明生丝和火器兴趣浓厚的风声……这些情报经过王良的筛选和分析，连同广州港日益增长的贸易数据，定期以密奏形式直达天听。皇帝对海外局势的把握，很大程度依赖于这个南方窗口。

九边重镇，大同。

总兵王勋最终还是未能完全抵制住“以商补军”的诱惑，但他采取了比宣府同僚更为谨慎、也更具“边镇特色”的方式。

他没有直接兴办工坊或参与长途贸易，而是将目光投向了边墙内外、蒙汉交错的灰色地带。他默许甚至暗中支持麾下一些可靠的军将家丁，与熟悉的、信誉尚可的蒙古部落小头领，进行一种极其有限的、以物易物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