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母身体尚可，就是老念叨他，担心他在外面吃不好、不安全。大爷大娘一切都好，大爷的收音机成了安安的“催眠曲”来源之一。

家里一切都好，让他勿念。晓白自己除了照顾孩子、操持家务，还在街道居委会帮忙做些文书工作，她说“不能与社会脱节，也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出份力”。

现在，北京的秋天来了，天高气爽，副食供应还算平稳，偶尔能买到点稀罕东西，她都想着要是他在家就好了。信纸里夹了几片晒干压平的海棠花瓣，是院里那棵老海棠树的，带着故乡秋天的气息。

看到这些，易瑞东仿佛能透过文字，触摸到家的温度，闻到北京秋日干燥清冽的空气，听到儿子含混的呼唤和晓白温柔的絮语。

心中的思念如潮水般涌来，又带着熨帖的暖意。

然而，信的后半部分，笔调虽然依旧平和，但内容却让易瑞东的眉头渐渐蹙起，心情也变得沉重。

妻子在信中用谨慎而隐晦的措辞，提到了北京乃至全国的一些情况：

“上面的精神传达得很紧，学习讨论比以前更多了。单位里、街道上，各种‘批判’、‘清查’的活动没断过。大家说话做事都比以前更小心了。”

她提到，她父亲（周父）那边，似乎也受到一些影响，有老战友、老同事被“谈话”或“靠边站”了，气氛有些紧张，但“父亲说他一生忠于革命，问心无愧，让我们不必过于担心”。话虽如此，字里行间的担忧却掩藏不住。

“现在人和人之间，不像以前那么……放松了。有时候一句话说得不对，可能就会惹来麻烦。我都尽量少说话，多做事，带好安安，管好家里。”

她劝易瑞东在港岛更要“谨言慎行，站稳立场，一切以工作为重，家里不用他操心”。

“供应时紧时松，有些东西要凭票，还经常排队。不过咱们家还好，你留下的钱和我的工资，加上父母接济一些，够用。就是买东西不如以前方便了，黑市……嗯，有些人偷偷换东西的地方，东西贵，也不敢常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