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主任，情况比我们预想的更严重。”陈念在电话里说，“国际资本正在通过技术手段，系统性地获取中国制造业的数据。如果他们成功了，中国制造业的‘数字孪生’就会掌握在别人手里。”

“数字孪生？”林静问。

“就是实体企业在数字世界的完整映射。”陈念解释，“包括生产工艺、供应链关系、客户网络、成本结构……所有这些数据如果被境外掌握，他们就可以精准地分析中国制造业的弱点，在关键时刻进行打击。”

电话那头沉默了片刻：“陈总，你的判断很重要。我们最近也在关注这个问题，但缺乏具体的证据和案例。你能不能提供更详细的材料？”

“可以。但我需要更高层面的支持。”陈念说，“这不是一家公司能应对的挑战，需要国家战略层面的重视。”

“我明白。”林静说，“你把材料准备好，我安排你向相关部委的领导做一次专题汇报。但是陈总，你要有心理准备——这个过程可能很慢，官僚体系有它自己的节奏。”

“再慢也要做。”陈念说，“有些事，现在不做，以后就来不及了。”

四、深夜的突破

接下来的两周，陈念带领团队准备汇报材料。他们收集了SupChain在中国市场的布局数据，分析了其技术架构的数据流向，评估了数据外流可能带来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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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智造云”平台的开发也在加速进行。王晓东带领技术团队连续加班，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

但最关键的算法问题，始终没有突破。

“陈总，我们的预测算法准确率只有72%，而SupChain可以达到85%以上。”王晓东在深夜的技术会议上汇报，“这13个百分点的差距，在商业应用中是非常致命的。”

“差距在哪里？”陈念问。

“主要是数据量和算法模型。”王晓东说，“SupChain有全球数万家企业的数据，可以训练出更精准的模型。我们只有平台五百多家企业的数据，而且很多数据还不完整。”

会议室里气氛沉重。技术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不是靠努力就能立即赶上的。

“如果我们能获得更多数据呢？”陈念突然问。

“那当然可以提高，但问题是，其他企业为什么要把数据给我们？”王晓东说，“SupChain可以用免费系统来换数据，我们用什么？”

陈念沉思良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如果我们不直接要数据，而是提供一个平台，让企业在平台上进行数据协作呢？”

“数据协作？”

“对。”陈念在白板上画图，“比如，A企业有生产数据，B企业有市场数据，C企业有物流数据。单独看，这些数据价值有限。但如果能在保护隐私的前提下，让这些数据在平台上‘对话’，就能产生新的价值。”

王晓东眼睛亮了：“联邦学习！我们可以用联邦学习的技术，让数据在本地进行计算，只交换加密的模型参数，不交换原始数据。这样既能保护数据隐私，又能获得大数据训练的效果。”

“就是这个思路。”陈念说，“而且，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数据贡献激励机制——企业贡献的数据越多，能获得的服务就越好。但前提是，数据主权永远属于企业自己。”

这个思路让技术团队重新燃起了希望。联邦学习是当时最前沿的技术，在国际上也刚刚起步。如果能够成功应用，不仅能够解决数据不足的问题，还能建立一个全新的数据协作模式。

“但是技术难度很大。”王晓东说，“联邦学习的算法很复杂，需要顶尖的专家。”

“专家我来找。”陈念说，“你们先做基础工作，我负责引进人才。”

会议结束时，已经是凌晨三点。但每个人都精神振奋，因为他们看到了突破的方向。

五、人才的争夺

第二天，陈念开始寻找联邦学习领域的专家。他联系了清华、北大、中科院的教授，但得到的回复都令人失望——这个领域的人才太稀缺了，而且大部分都被国际大公司挖走了。

就在他一筹莫展时，一个意外的电话打了进来。

“陈总，我是沈雨薇。”电话那头的声音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清晰，“我听说你在找联邦学习专家？”

“沈记者？你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陈念关切地问。

“已经基本康复了，下个月就能重返工作岗位。”沈雨薇说，“说正事，我采访过一个联邦学习领域的专家，叫周明远。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博士，之前在谷歌大脑工作，去年回国创业，但项目不太顺利。”

“他现在在哪里？”

“在北京，但具体在哪里我不清楚。不过我可以告诉你，这个人很有理想，但也很有个性。他不是为了钱工作，而是为了做有意义的事。”

陈念记下了这个名字：“沈记者，太感谢了。这个信息对我很重要。”

“不用谢，就当是还你人情。”沈雨薇顿了顿，“陈总，我知道你们现在面临很大压力。我想写一篇关于数据主权和产业安全的深度报道，你觉得怎么样？”

“太好了！”陈念说，“这正是现在最需要的声音。但沈记者，你要小心，这个话题很敏感。”

“我知道。”沈雨薇说，“但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说。对了，周明远这个人，你找到他后就说是我介绍的，他可能会给你一个机会。”

挂断电话，陈念立即让王晓东调查周明远的下落。两个小时后，王晓东带来了消息：

“陈总，查到了。周明远在海淀的一个共享办公空间，他的创业公司叫‘数理科技’，做的是联邦学习底层框架。但公司经营很困难，已经三个月没发工资了。”

“走，我们现在就去见他。”

六、理想主义者的选择

海淀的共享办公空间里，周明远正盯着电脑屏幕，眉头紧锁。他三十五六岁的样子，头发凌乱，眼镜片很厚，典型的学者气质。

“周博士，我是陈念，‘未来资本’的创始人。”陈念主动伸出手。

周明远抬起头，打量了陈念几秒：“我知道你。沈记者跟我提过。说吧，找我什么事？”

“我想邀请你加入我们的团队，负责‘智造云’平台的算法研发。”陈念开门见山，“我们正在开发一个基于联邦学习的供应链智能平台，需要顶尖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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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远笑了：“陈总，你知道谷歌给我开多少年薪吗？知道为什么我还是选择回国创业吗？”

“我知道。”陈念认真地说，“你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做有意义的事。所以我想告诉你，我们要做的事，比你想象的更有意义——我们要建立一个中国自己的供应链智能生态系统，保护中国制造业的数据主权。”

“数据主权？”周明远的眼神亮了一下，“你们真的在乎这个？”

“不仅在乎，而且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原则。”陈念说，“数据属于企业自己，平台只是提供工具和服务。我们要用技术，让中国企业既能享受大数据的好处，又不失去数据的控制权。”

周明远沉默了很久。办公室里只能听到空调运转的声音。

“你知道我的项目为什么失败吗？”他终于开口，“不是因为技术不行，而是因为市场不接受。中国企业习惯了免费，习惯了用数据换服务。我跟他们说数据安全，他们说‘先把效率提上去再说’。”

“所以我们才需要改变。”陈念说，“单靠一家公司改变不了什么，但如果我们能建立一个生态系统，能证明安全和发展可以兼顾，就有可能改变整个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