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对老主事道，“既然提到了，不知可否寻些相关的旧档一观？也好辨明郭詹事所闻是虚是实。”

那老主事不疑有他，便费力地翻找起来。

也是机缘巧合，或者说，是某些人早已将合适的资料放在了容易找到的位置。

没过太久，老主事还真找出几本纸张泛黄、边角破损的前朝《会计录》抄本和一些地方志的残卷。

韦岩将其带回都察院值房，趁着公务间隙仔细翻阅。

这一看，不禁让他心头震动。

那些数字清晰地显示，在前朝中后期，仅泉州、广州、明州等几个主要市舶司的税收，在朝廷岁入中确实占据了惊人的比例。

高峰时甚至逼近两成。

虽然其中不乏夸张和需要辨析之处，但海贸所能带来的巨大财富，已然毋庸置疑。

卷宗中还零星记载了当时进出口的货物种类、贸易路线，以及市舶司的管理架构。

这些数字让韦岩联想到如今大周西北战事吃紧，国库空虚，朝廷上下为开源节流绞尽脑汁却收效甚微的场景。

一个念头在他脑海中越来越清晰。

既然前朝能凭借海贸获得如此丰厚的收入，为何本朝不能效仿其利，而规避其弊？

即便不能完全照搬，探讨其可行性，为朝廷开辟一条新的财源，岂不是他作为言官的责任？

接下来的几天，韦岩利用闲暇时间，查阅了更多资料，甚至私下请教了几位精通经济史的同僚。

对前朝市舶制度的兴衰、利弊进行了初步的梳理。

他越是研究，越是觉得此事大有可为，至少，值得在朝堂上提出来，引起陛下和诸公的重视和讨论。

他并未将此事与太子或郭逸联系起来，只以为是自己的发现和觉悟。

在精心准备了一份奏章草稿后，韦岩决定，在下次常朝时，便抛出此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