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巴问：“做什么？”

沈遂之走到戏服架前，取下一件月白色长衫——那是裴晏之的戏服，电影里的道具，他特意留了一套。

“唱戏。”他说，“不是表演，是练习。用这三个月，或者更久的时间，重新学习戏曲。你们愿意吗？”

赵丽颖擦干眼泪：“我学！反正也没事做！”

刘亦菲点头：“我在好莱坞这些年，最遗憾的就是丢了中国的根。我想学。”

热巴犹豫了一下：“我不会……”

“我教你们。”沈遂之说，“从最基本的身段、步法、手势开始。不是为了上台，是为了……在混乱中建立秩序，在恐惧中找到专注。”

那晚，地下室第一次响起四个人的声音。

沈遂之教她们最基本的云手——双手如抱球，如推月，如抚水。动作极慢，要求极严。

“戏曲讲究‘圆’。”他示范，“所有动作都要走弧线，不能有棱角。因为中国人相信，世间万物都是圆的——月亮是圆的，日子是圆的，轮回是圆的。”

赵丽颖学得最认真，额头很快渗出细汗。

刘亦菲有舞蹈基础，身段柔美，但缺戏曲的“劲”。

热巴最吃力，手脚不协调，但咬牙坚持。

两个小时后，所有人都累瘫在地板上。

但没人说害怕了。

因为当身体极度疲惫时，大脑就没空间装恐惧了。

封控的日子比想象中漫长。

第一天，新鲜感还在。

第二天，开始焦虑。

第三天，接受现实。

第四天，建立新秩序。

热巴成了“大总管”。她制定了严格的日程表：

早上七点：起床，测温，室内散步

八点：早餐，看新闻（限时半小时，避免信息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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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点到十一点：戏曲课，沈遂之主教

十二点：午餐，轮流做饭

下午两点到四点：自由时间（阅读、看电影、工作）

四点到五点：体能训练（刘亦菲带瑜伽，赵丽颖带舞蹈）

六点：晚餐

晚上八点：集体观影或读书会

十点：休息

物资是最大的问题。虽然初期抢购了很多，但新鲜蔬菜和水果很快耗尽。热巴通过关系找到了一个还能配送的超市，但每次送货都要经过严格消毒——快递员放在院门外，他们戴手套、口罩、护目镜去取，用酒精喷淋外包装，静置两小时才拿进屋。

二月初，武汉的情况越来越糟。每天的确诊数字触目惊心，社交媒体上充斥着求救信息和绝望的呐喊。

一天晚上，刘亦菲崩溃了。

她父亲所在的社区出现了确诊病例，整栋楼被封。父亲打电话来说食物短缺，社区人手不够，老人不会用手机团购。

“我要回武汉。”她红着眼睛说，“我要去接他。”

沈遂之按住她：“你怎么去？航班停了，高铁停了，高速公路封了。就算你到了武汉，也进不了城。”

“那我怎么办？”刘亦菲哭了，“就在这儿等着吗？等着他……”

“等不是什么都不做。”沈遂之说，“热巴，联系我们在武汉的所有资源。丽颖，你粉丝后援会在武汉有没有志愿者？我出钱，租车，雇人，送物资，送药，送一切需要的东西。”

那天晚上，四个人彻夜未眠。

热巴打了三十七个电话，联系到武汉一家物流公司的老板——对方公司有通行证，可以送货。赵丽颖的粉丝后援会迅速组建了志愿者群，核实需求，对接资源。沈遂之转账两百万，作为初期经费。

凌晨四点，第一批物资装车出发：口罩、消毒液、血氧仪、慢性病药品、以及新鲜蔬菜。

刘亦菲在群里看到志愿者发来的照片——物资送到她父母小区门口，穿着防护服的志愿者比着胜利的手势。

她跪在地板上，嚎啕大哭。

这次不是恐惧，是感激。

封闭的空间，漫长的时间，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彼此。

热巴发现，沈遂之在教戏时完全变了一个人——严厉、专注、不容丝毫差错。一个云手可以教一上午，直到每个人的动作都标准。

“戏是规矩。”他说，“越是乱世，越要守规矩。因为规矩让人安心。”

刘亦菲发现，赵丽颖不像表面上那么“傻白甜”。这个以甜美形象着称的女演员，在志愿组织工作中展现出惊人的执行力。她设计的物资需求表格，专业得像项目管理专家。

“我在底层爬了十年。”赵丽颖说，“知道怎么把事情落到实处。”

赵丽颖发现，热巴不是只会赚钱的女强人。她在阅读《万历十五年》和《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并在读书会上提出尖锐的问题：“明朝的崩溃，和现在的疫情，有没有相似之处？都是系统性问题在突发事件下的总爆发。”

而沈遂之发现，这三个女人，真的各有千秋。

他了解的是作为“沈遂之女人”的她们——热巴的精明干练，刘亦菲的清冷优雅，赵丽颖的甜美可爱。

但现在他看到的是：

热巴会在深夜偷偷哭泣，因为她担心公司的上千名员工，担心电影产业的未来。

刘亦菲每天给父母打电话时强装镇定，挂掉电话后蜷缩在沙发里发抖。

赵丽颖在帮助武汉粉丝的过程中，发现了自己从未意识到的社会责任感——“原来我的影响力，真的可以救人。”

二月中旬，北京下了第二场大雪。

那天是沈遂之三十六岁生日。

没有蛋糕，没有礼物，三个女人用有限的食材做了碗长寿面。面粉是之前囤的，蔬菜是蔫了的菠菜，鸡蛋是最后的两个。

但面很好吃。

“许愿吧。”热巴说。

沈遂之看着烛光——那是一根真正的蜡烛，停电应急用的。

“第一个愿望，”他闭上眼睛，“疫情早日结束。”

“第二个愿望，《赤伶》能顺利上映。”

“第三个愿望……”

他睁开眼睛，看着三个女人：

“希望我们能记住这段时间。记住恐惧，也记住勇敢。记住隔离，也记住陪伴。记住……我们都是普通人，会在灾难面前害怕，但也会在彼此需要时伸手。”

三个女人都哭了。

这次不是悲伤的眼泪。

是某种更复杂的东西——共患难后产生的、超越男女之情的羁绊。

三月，疫情进入最严峻的阶段。

全球蔓延，意大利、西班牙、美国相继爆发。戛纳电影节正式宣布延期——不是取消，是无限期推迟。

皮埃尔·莱斯库尔发来视频邮件，老人显得苍老了许多：

“沈，艺谋，韩先生。很抱歉，我们不得不做出这个决定。戛纳七十三年来第一次延期。但请相信，当这一切过去，《赤伶》一定会在这里首映。因为世界需要这样的电影——关于人在绝境中的尊严，关于文化的坚韧，关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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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遂之把视频给所有人看。

地下室练功房里，四个穿着练功服的人坐在地板上，沉默了很久。

“我们拍《赤伶》，拍裴晏之在绝境中的选择。”刘亦菲轻声说，“现在，我们也处在绝境中。我们该怎么选择？”

赵丽颖说：“继续唱戏。像裴晏之那样，戏比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