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的梅雨缠缠绵绵下了半月，嘉兴府衙前的青石板路被浸润得黝黑发亮。程允执的官靴踩过积水时，惊起了石缝间一尾误入人间的小鱼——这来自北疆的文官忽然驻足，看着那银鳞在雨帘中挣扎，竟想起朔方沙漠里渴死的战马。

“部堂大人，府内诸位先生已候了三个时辰。”新任嘉兴知府张璁拱手立在檐下，这个以刚直着称的年轻官员刻意略过了“钦差”的称呼，只以户部侍郎的官职相称。他身后站着十余名身着半旧绸衫的粮科书吏，每人怀中都抱着高及下颌的旧册，纸页间散发的霉味与江南潮气混成一团。

程允执抹去脸上的雨水，目光扫过那些陈年黄册：“洪武二十六年的鱼鳞图册？”

“是。”张璁推开府库沉重的木门，昏暗的光线里，堆积如山的册籍如城砖般码到房梁，“永乐、宣德、正统...各朝重造过七次，可田亩数竟越造越少。”他抽出一本泛着水渍的册子，“您看这页，永乐十年载田五千四百顷，到正统十四年只剩四千八百顷——田亩自己长了腿不成？”

雨声敲打瓦当的间隙里，算盘声从二堂隐隐传来。程允执循声走去，见二十几个老吏正在昏暗的烛光下核算，他们手指上的老茧在算珠间摩擦出沙沙的声响，就像春蚕啃食桑叶。有个须发皆白的老书办突然剧烈咳嗽，血丝溅在账页上，他却慌忙用袖子去擦：“大人恕罪，这册子...这册子比小人的命还金贵。”

真正的较量发生在次日的乡绅茶会。当程允执提出要重丈全府田亩时，坐在首位的沉家老太爷缓缓放下茶盏，盏盖与杯沿相碰的脆响让满堂寂静。“程部堂从北疆来，可知道我们江南的田亩为何难量？”老人颤巍巍起身，指向窗外烟雨朦胧的稻田，“今日这丘在水里，明日那丘在岸上；今年是桑园，明年变鱼塘——田亩如流水，如何用尺子去量流水？”

“那就用流水去量流水。”程允执从袖中取出新制的《丈田条规》，册页间夹着朔方屯田的绘测图纸，“田分五等，水田、旱田、桑田、棉田、荡田各依出产折银。一年丈一次，丈量吏从邻府抽调，所需银两...”他顿了顿，“由府库先行垫付，清丈后从隐田追缴中扣除。”

满堂哗然中，张璁突然击掌三下。衙役抬进十口木箱，开箱后露出里面锃亮的新式丈量器械——带刻度的丈杆、改良的罗盘、甚至还有朔方测绘城墙用的水平仪。更令人惊讶的是，随行的竟有几位蒙古归附民，他们正在演示如何用皮绳在起伏地面拉出直线。

“北疆的鞑...北疆的兄弟能丈草原，就不能量水田？”张璁的话如投入静湖的石子。

丈量在梅雨暂歇的清晨开始。程允执亲自带队前往沉家庄，这个号称“田连阡陌”的大族却只拿出三千亩的田契。当丈量队踏入一片新插秧的稻田时，带路的沉家管事突然高喊：“那是祭田！动不得！”

“《大明律》载，祭田免赋但需造册。”程允执展开洪武年间颁发的祭田规制，“每亩祭田限供三代，超限者入官。让本官算算...”他取出算盘，“沉氏迁居嘉兴已传九代，按律应有六代祭田早已超出年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