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念新接过老彭手里的电报，扫了一眼内容，眉头没皱，只是把电报放在桌上。桂林牺和张伟群也在办公室，看到他这副模样，张伟群先开口：“念新同志，武汉和南京那边是不是有意见了？”

“是有点意见，”余念新拉过一把椅子坐下，“他们听说我们和上海签了合作协议，担心安庆会优先供应上海，耽误他们的订单。”

桂林牺捻着手里的烟，缓缓道：“这事确实是我们考虑不周，之前和武汉、南京签的是意向书，没把后续和上海的合作算进去，现在两边有情绪，也在情理之中。”

“光解释没用，”余念新手指在桌面上轻轻点了点，“现在安庆夹在中间，顾了这边顾不上那边，与其一次次去谈，不如干脆把话摊开。重庆、武汉、南京、上海、安庆，这五个长江五虎城市，干脆凑到一起开个会，把供应份额、产能分配、技术协作的事一次性敲定。”

这话一出，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老彭先反应过来：“五方会商？这规模不小啊，而且重庆远在西南，刚解放没多久，怕是抽不出人来。”

“重庆那边肯定有需求，”余念新说，“他们的工业底子厚，尤其是军工和机械，之前受战乱影响，很多设备闲置，现在要恢复生产，肯定缺农机、棉布这些民生物资。我们主动联系，他们没有不来的道理。”

张伟群点头：“这个主意好，一次性解决问题，省得以后再扯皮。而且五方坐下来谈，不只是分订单，还能谈技术共享、原料互通，真正把长江沿岸的资源盘活。”

“那这事得尽快推进，”桂林牺把烟摁灭在烟灰缸里，“华东军区首长还要来视察，要是订单的事没理顺，影响不好。你现在就拟电报，分别发给重庆、武汉、南京、上海的工商处，提议在安庆开五方会商，时间定在十二月中旬，让他们尽快给答复。”

余念新应下，当天下午就带着秘书拟好了四份电报。给武汉和南京的电报里，先解释了和上海合作的缘由，说明是为了引进机床和技术扩大产能，不是要挤占他们的份额；给重庆和上海的电报里，则详细说明了五方会商的目的，邀请他们来安庆共商长江沿岸工业协作事宜。

电报发出去的第二天，武汉和南京的回电就到了。武汉的李处长在电报里说，只要能保证供应份额，他们愿意来安庆开会；南京的王处长更直接，说早就该这样，省得来回发电报扯皮，他会亲自带队过来。

第三天，上海的回电也到了。赵彦霖在电报里表示，上海工商处全力支持五方会商，还提议可以带一批机床的技术图纸过来，供五方参考。唯独重庆那边，迟迟没有消息。

老彭有些着急：“重庆那边不会不来吧？要是少了他们，这五方会商就不完整了。”

“再等两天，”余念新倒是沉得住气，“重庆刚解放，百废待兴，办事效率可能慢一些。而且他们那边山路多，电报传递也需要时间。”

果然，到了第四天下午，重庆的回电终于到了。电报是重庆工商处的刘处长发来的，说他们愿意派代表参加五方会商，还提出想和安庆谈一谈煤炭和机械零件的合作，重庆的煤矿恢复生产，急需机械配件。

余念新松了口气，立刻让秘书通知各部门，开始筹备五方会商的事。地委办公室负责安排会场和食宿，联合机械厂负责准备产品样品和产能报告，技工培训班则整理好人才培养的经验材料，沿江转运站也提前调度船只，确保各地代表能顺利抵达。

十二月中旬，距离开会还有三天，各地的代表就陆续到了安庆。武汉的李处长带着技术人员和物资清单，南京的王处长带来了机床配件的样品，上海的赵彦霖则拉来了满满一船的技术图纸和两台闲置的精密机床。重庆的代表是个姓周的科长，带着煤炭样品和机械配件的需求清单，一路颠簸了好几天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