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桂花在队里待了有七年，大部分人她都认识。

“贺景行……”她想了一会，“老贺头的儿子好像叫这个名。”

“那你知道他家住哪里吗？”乔珍珍没想到自己随口一问，就问对了人。

她之前看贺景行在村口就止了步，还以为他不是这个队里的人，现在倒是省心了，不用四处去找人打听了。

宋桂花警惕道：“你问这个干啥？他爹老贺头可是坏分子！”

“坏分子？”乔珍珍眼底闪过一抹诧色。

宋桂花重重点头，然后压低了声音：“我听大队长说，老贺头以前在海城当工程师，后来才被下放到农场，然后到了咱们队里。他媳妇不愿意跟他划清阶级界限，就带着儿女找了过来。一家人就住在村西的牛棚里，直到前几年，才在旁边搭了两间土屋。”

“说起来，我对老贺头的这个儿子印象很深。”宋桂花回忆道，“我那时刚初中毕业，就被分配到了咱们队里，正好碰到了老贺头被绑在台上挨批被斗，他媳妇就抱着女儿在下面哭。”

“当时的大队长姓赵，说她们哭，是因为同情老贺头，思想觉悟太差，要拉她们上台，还有队员拿锄头棍杵她们。结果那个贺景行凶得很，当场就跟人打了起来。”

“队里的人都是沾亲带故的，立马一拥而上。贺景行当年好像才13岁，被打得特别惨，满头的血。赵队长将他拖到台上，要他承认错误，说老贺头是资本主义的走狗，他死活不肯开口。”

“赵队长就拿着棍子一直打他，老贺头护不住他，就劝他说，说了就能下台了。可他就是不肯张口，最后是老贺头自己说的，说自己是走狗。”

“当时那个场景，我也说不上来，反正心里看着怪不好受的。”话一出口，宋桂花才惊觉自己说错了话，忙往回找补道，“我那时才15，没见过这种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