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午十点十三分，青川酒店收到一封以我的名义写好的认错书。

传真从旧商会旁边的公共文印店发来，一共三页。第一页说我生前为扩大车队，侵占老阮应得的线路分成；第二页说六辆车是我主动抵偿，杜海只是奉命办事；第三页解释旧港那具尸体——死者自称贺青川，因债务与我发生争执，后来独自服药，整件事与公司任何人无关。

最下面有死者的指纹，也有他用“贺青川”三个字签下的名字。落款时间是八月十九日上午九点五十分。

阮文山已经死了十个小时。

黎真让文印店暂时留住原稿，店员却说发件人只带来一只信封，等传真结束便骑摩托离开。对方戴着头盔，没有进门，三页纸也没留下。传真机记录的号码来自街口一部投币电话，去查的人赶到时，话筒还在原位，听筒上只有雨水。

认错书写得很周全，连十二万元的旧账、六辆车的底盘号和阮文山右眉的疤都提到了。若我们把它交给见证处，车辆争议可以在一天内变成一笔普通的债务抵偿；若把它交给负责处理尸体的人，旧港的死亡也会有一个不再需要追问的解释。

一张纸同时替活人拿车，替死人认罪，还替真正动手的人省去后面的麻烦。

我让黎真逐字念完，没有马上判断签名和指纹真假。阮文山既然多年使用过我的名字，留下签字与指纹并不奇怪。真正的问题是，写这封认错书的人知道我们上午九点刚找到二〇〇一年的收据，也知道见证处因为缺少原件暂停登记。前后只隔二十分钟，消息已经从金鸥二楼传到公共电话。

三锁票箱打开时，屋里只有我一个人。盛勇送完钥匙便走，阿木守在旧港，黎真回了酒店。若消息不是从我们三人中泄露，就说明对方不需要看见箱子，只需提前猜到箱子里有什么。

我想起顾北山。他从不把最要紧的账放在别人以为要紧的地方。灾后结算簿塞在票箱与墙之间，车辆合作记要却压在票根底下。墓碑里的人能够找到复写联，知道十二万元，也知道三锁票箱，像是把顾北山这些年没说出口的东西全部翻过一遍。

十点二十七分，红姨打来电话。顾北山装算盘的旧布袋被人挂在培训楼后门，袋口沾着已经干掉的白色墙灰。里面没有账，只有一张北郊客运站的行李寄存牌，号码七十一，寄存日期是八月十七日下午两点。牌子背面用铅笔写了四个字：先认死人。

红姨认得顾北山的字。顾北山写“死”字时，最后一撇总要拖过田字格，因为他年轻时替人抄账，习惯给没结清的条目留下尾巴。这四个字也是同样写法，但铅笔印得很浅，像写字的人手上使不出力。

我让红姨不要亲自去客运站。她把寄存牌交给阿木安排的人，自己仍照常留在培训楼。上午八点答应的工资、住宿押金和回家车费已经发完，六十七名住在楼里的学员走了九个，其余人继续上课。门房被人抄走的二十三名管理人员名单也收了回来，没有人因为我的死讯被赶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