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计划太理想化了。这里不是元老院掌握了政权的海南，也不是雷州糖业公司这个有暴力支持的托拉斯控制下的雷州。他在这里即没有政治上的暴力基础，又没有经济上的垄断地位。要推行合作社这种新事物，面临的是无人信任的状态。

原本赵引弓打算让德隆在附近丝茧交易发达的几个镇上设立代办点来为蚕桑户提供贷款，不过他很快就发现，本时空的农村的小额信贷几乎全部操纵在当地的地主和中农富农手里的，丝茧行、青叶行也在其中插一脚。共同的特点就是参与放贷者很多，但是每个放贷者的放贷范围又非常小――基本都是本乡本土。

在一个大多数农民的活动范围不超过自家方圆五十里，一辈子也进不了几次县城的时代，冀图设立一个银行让农民主动来贷款，堪称痴人说梦――而且农民是十分多疑的，他们宁肯相信本乡本土的高利贷者，也不会相信突然出现的银行――更不说说什么合作社

蚕农千百年这样经营下来了，是绝不会轻易的参加什么一个突然冒出来的“合作社”的。要让蚕农参加合作社，接受现代蚕业的技术指导。必须得有一个样本来示范参加合作社的种种好处才行。

民国时代苏州蚕桑专科学校在当地推行蚕桑改良，也是专门在开弦弓村设立了推广所。通过不断的推广宣传，一步一步的才将蚕桑改良做下去的。要不是爆发了抗日战争，完全有可能在当地成立第一个中国的蚕业农合组织――实际上，当时的开弦弓村和附近的一些村落已经隐隐约约有了这样的趋势。

仅仅待在凤凰山庄搞封闭式的小型生产，那是永远也不会也没法子搞出一个合作社的。深入基层四个字并不是白说的。即使是搞农合最为成功的日本农合组织，在一开始说服动员农民入会的时候也是花了很大的精力的。

这几年浙江的水旱灾害相当频繁，尽管这些灾害造成的后果不象当时的北方中原地区那么酷烈，但是整个农村的经济依然受到很大破坏。无衣无食的灾民很多，自己既然已经联络缙绅办了善堂，收容外送难民。那么这个农合组织也可以打着“善后地方”的牌子来干。

以组织难民生产自救为名目，以慈心堂的名义立一个养蚕缫丝一条龙的示范社。使用难民妇女工作。有办理慈善的这块大义的牌子在，加上一帮子天主教缙绅后盾，又有复社的交情在。自己搞蚕业组合的事情大致不会出问题。

他当下把李幺儿叫来。说了自己的想法。李幺儿倒是没什么不赞同的。就是觉得自己刚刚开始带学生，万一规模铺大了恐怕难以照顾得过来。

“没关系，”赵引弓安慰她，“收容来的难民中有很多都是有养蚕经验的，你只要在技术要求上从严把关，我们再提供良种，获得好收成不成问题。”

“要是这样的话，在山下也得设立养蚕场。”李幺儿说。“善堂那边人太多，恐怕不大适合养蚕。”

“养蚕场和缫丝厂可以设在江边。挂善堂的牌子而已。类似慈善工厂的概念。当然要距离善堂近一些，这样工人上下班不用花太多时间在路上。”

“桑叶的问题怎么办呢。”李幺儿有些担心，“蚕种好说，从临高给我们运来不少，我自己育种一部分，但是现在山庄的桑树都是新栽不久的，满足育种场都不够。”

“我准备‘买梢叶’。”

“买梢叶？”李幺儿不懂这个词，一脸迷惑的看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