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杜法案出来之后,所有关联方都成了利益享有方,无论是大学还是企业积极性大大增加了。
对大学来说,政府出钱搞研究,研究成果是自己的,自己能卖给企业赚钱,赚来的钱还能自己用,不用分给政府,简直太爽了。
而对企业来说,自己出钱搞研究,只要搞出研究成果,无论是自己开发商品还是卖钱,都是稳赚不赔的生意,简直太划算了。
说白了,拜杜法案的核心理念是以产、学、研的协作,让大学可以保留发明的所有权,企业也可以将发明商业化来获得利益,以此来激励基础科技创新研发,用科技创新来带动经济复苏,于是鹰国的科研成果商业化应用很快就掀起了一股热潮。
至此,鹰国科研路线的资本驱动型模式正式形成,目前鹰国的科研资金主要来自两个方向。
第一是政府,包括能源部,国家航天航空局,国力卫生(NIH),国家科学(NSF)等机构,根据各自的职能宗旨和任务目标,就不同学科领域或不同类型的研究,技术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予以支持。
第二是企业,一般是大公司或者私人基金会投资一些专业实验室开展研究。
比如阿斯利康在波士顿研究中心成立的阿斯利康孵化器,为入选的生物医学研究初创公司提供实验室和指导,每年的研究资金高达百亿美元。
还有杜邦公司拥有一个秘密实验室,专门研究业界的前沿科技,每年的科研资金同样高达几十亿美元。
两个资金源叠加,每年高达近万亿美元的科研投入,最终还打造了鹰国这种科研帝国。
但是,这种模式就一定完美吗?未必!资本投入型科研好处在于可以激发主动性,但缺点也存在,那就是资本的逐利性。
如果你是大学科研机构,在向政府申请科研项目资金的时候,是优先申报那种快速成果,而且能马上卖给企业的科研项目的,还是申报一些投入高,见效慢的基础科研项目呢。
咱们再假设,如果你是投资的私营企业,你是愿意投入一投就是十几年不见效的科研项目,还是愿意投入那些出成果后,马上能推出产品的科研项目呢?
不言而喻,永远不要用利益去考验人性,也永远不要用利益来考验资本。
当科研的目的是为了赚钱,那么几乎没有人愿意搞基础科学,然而基础科学又恰恰是一切应用科学的基础。
就像没有核裂变现象和链式反应研究,就无法诞生原子弹和核能发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