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与现实之间：史学史与政治史视角下的《续梁纪》
张仕一
内容摘要：《续梁纪》是东秦初年人士匡恩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匡恩在《续梁纪》的史论中，注重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思辨性的评论与分析，并能够抽象出普遍性的观点，从而通过史论表达自身对于政治的主张，这体现了匡恩《续梁纪》在史识上的进步；但与此同时，匡恩为了宣传东秦王朝的正统性，又运用了错误的唯心主义的“天命”史观，这又体现了匡恩在史观上的倒退。匡恩之所以要在史论中表达那些主张，主要是受到时代现实的影响，是为了维护太子秦序的位置稳定，并从而维护自身的利益，匡恩的主张部分地被秦高帝所采纳，但最终却并未能使太子秦序顺利地继承并坐稳帝位。
关键词：《续梁纪》；东秦；史学史；政治史
《续梁纪》是东秦初期人士匡恩所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其共五卷，以皇帝庙号、谥号命名其诸卷，有《悼皇帝》《明宗献皇帝》《孝皇帝》《废帝》与最后的《序叙》，记录了梁朝晚期从梁悼帝至梁废帝间四十余年的历史。《续梁纪》在成书后，匡恩将其与梁朝晚期人士魏斯的《盛梁纪》十五卷合并于一起，名为《二梁纪》，凡二十卷。匡恩在《续梁纪》前四卷的每卷末尾都有一段“论曰”，他的这些对历史的论述，充分反映了其史学思想，对于研究梁秦时期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同时，这些“论曰”中的一些观点，也体现了匡恩的政治主张，反映与影响秦初的政治局势。本文即拟从此角度入手，从史学史与政治史的视角出发，对《续梁纪》所反映的史学观点进行分析。
一、《续梁纪》与匡恩
《续梁纪》共五卷，据《续梁纪》记载，《续梁纪》应该成书于东秦的“开阳十七年六月”。[（东秦）匡恩：《续梁纪》卷5，（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20，《总叙》。]据匡恩自述，他之所以写作《续梁纪》，首先是因为考虑到梁王朝的历史“其间风云本末，堪为镜鉴；成败浮沉，可资考谈”，[（东秦）匡恩：《续梁纪》卷5，（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20，“序曰”。]这明显是属于鉴戒史学的范畴。而匡恩之所以选择记述梁悼帝到梁废帝之间四十多年的历史，则是因为“然《盛梁纪》之叙录，止于永隆，悼、献、孝、废四帝之事，兹无良史”，[（东秦）匡恩：《续梁纪》卷5，（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20，“序曰”。]也就是说是因为梁悼帝到梁废帝之间的历史此前没有较好的史书。在这种情况下，怀着鉴戒史学的立场，匡恩撰写了五卷《续梁纪》，并将梁人魏斯的十五卷《盛梁纪》与其合并，从而形成了一部二十卷的《二梁纪》，并在成书之后将其献给了当时的东秦皇帝——秦高帝。[（东秦）匡恩：《续梁纪》卷5，（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20，“序曰”。]以上是《续梁纪》的成书过程。
对于《续梁纪》的作者匡恩，《前秦书》中并无专传，只是稍有提及：
开阳十六年，为皇太子。废太子既好文房之事，频与墨客交通，有东海何骆、平原匡恩、鲁郡严湛、河东薛安、会稽孔补、豫章虞城、桂阳赵拓，号曰“东宫七友”，每谈论诗赋，点校文章，以此终日矣。然时太宗为并州，频立战功，名震大漠，太子颇患之，以是亦图建功名于戎场。[（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21《诸宗室世家·废太子秦序》。]
从这段记载中，我们能够知道，匡恩的郡望为平原郡，其与废太子秦序关系较为密切，且应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但其他的相关信息还是比较少。好在《开昌实录》中存留有对匡恩更多的记载。《开昌实录》卷上：
开阳十九年春，今上（秦太宗）摧破鲜卑，追北大漠。太子遂使人诬今上以私藏鲜卑单于法器，高帝知其事，曰：“狼王天子儿，单于法器，尚下其等，若以为嘉物，用之有何不可？”遂未能行其计。而太子益惧，日夜惶恐，其中庶子匡恩遂建言曰：“狼王之所以能窥贰离，以有沙场之声威，殿下若亦建勋于方面，则复以长子之尊，必能绝天下之疑。今狼王摧破鲜卑，索虏势等余烬，此天赐良机，殿下何不乘此难逢，抚军御戎，旌旗北讨，何异拾芥振槁？必能拉朽摧枯！洎乎振旅凯旋，海内必无异望，岂不美哉？”太子遂以为然，属十九年，帝欲肃清沙漠，太子乃请为征讨，高帝许之，以为抚军大将军，加都督征讨诸军事，都督马步十余万，使豫州牧韩丰副之，出卢龙塞东趣白衣鲜卑地。
匡恩，平原般县人。少孤，居父丧有孝行，守坟，有兽来犯，恩不去，兽竟不害之而走，人以为孝感所至。开阳八年，举孝廉，为本县典库。累迁高唐令，以政绩第一，征为司空主簿。后高帝以太子为国本，宜选德行辅游，以恩既以孝着，为人刚介不回，遂擢拜太子中庶子，事太子于东宫。太子讨鲜卑，恩从之。太子折戟，恩为鲜卑所禽，鲜卑欲降之，恩曰：“我是皇朝国本之僚友，储贰之佐吏，岂有翻事贼虏之理？”竟不食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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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太子久在春宫，未尝历经戎马，然以鲜卑余烬，王师摧之必若探囊，故特易此战……于是全军溃北，死者十五六，尸骨填壑，涌血盈山，太子中庶子薛安、太子中舍人赵拓皆死之，豫州牧韩丰、太子中庶子匡恩为鲜卑所得，太子赖其卫卒，仅而得免。[（东秦）河东太守撰，（西秦）张乐校：《开昌实录》卷上。按张乐所言，匡恩的籍贯，离石本《开昌实录》“平原”作“五原”，张乐已述离石本之讹，参（东秦）河东太守撰，（西秦）张乐校：《开昌实录》卷下。]
结合《开昌实录》的记载，我们对匡恩的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匡恩为平原般县人，年少丧父，性纯孝，历官般县典库、高唐令、司空主簿、太子中庶子等，曾为秦高帝废太子秦序出谋划策，最后在秦序北征的战役中被俘而死。
二、史识的进步与史观的倒退：史学史视角下的《续梁纪》
《续梁纪》是目前所能见到的匡恩的唯一传世作品，其不仅是我们了解和研究梁晚期历史的重要史料，同时也是能够反映梁秦史学史发展情况的一部重要的史书。《续梁纪》在前四卷的每一卷末尾，事实上也是每位皇帝去世之后，就会有相关的论述，匡恩的用词是“论曰”。通过对“论曰”中内容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到匡恩作为一名生活在梁秦之际的士人的史识与史观，从而从中观察梁秦史学史的历史面貌。
梁秦史学史的一个里程碑式的重要成果，显然是盛梁时期的常湛所作的《旧梁书》。常湛在《旧梁书》中往往通过“呜呼”来表达其对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看法，并表达自己的思考与观点。相较而言，常湛的“呜呼”不只局限于对帝王等重要历史人物得失的思考，其还涉及到对许多非帝王的历史人物和一些历史事件的思考，同时，常湛往往引经据典，借经典中的文字来表达其对历史的思考与观点。[关于《旧梁书》的“呜呼”，笔者拟另行撰文讨论。]如果将常湛的“呜呼”视为史论的话，常湛的史论无疑是比较有思辨性的，其能在认识和评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基础上，产生对历史的思考，表达对历史的观点，其显然透过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本身，更进一步地形成了自身的历史观。
常湛能够在《旧梁书》的史论中展示出自己的独到见解与深入思考，除了常湛个人的能力与史识之外，还与梁朝史学史的发展脉络有着密切的联系。梁朝史学史发展到盛梁以后时期，时人对史书的史评要求越来越高，人们越来越重视史家对于历史的思考，更加强调史书的思辨性。
（光泰三年）四月，诏三河知府臣常湛权兼衡室督司，编修国朝史事。世祖之将修史，难其人，尚书台令召素首荐奉常李淑曰：“奉常李淑，博学知理，闲练故事，可以承其任。”世祖曰：“李淑虽曰博学，而阙明达，使录事尚可，若责之以评断衡量，谅非佳笔，卿为我再择一人。”素又荐司徒长史宣延曰：“长史宣延，通览文史，能评善辩，可以承其任。”世祖曰：“宣延虽曰能评，而性屈柔，使评往代之事尚可，若使评断国朝，恐未必敢于直笔。”素遂解帝意，荐三河知府常湛曰：“知府常湛，性豁达而直介，行事多不惧威，或可任此。”世祖曰：“湛虽博学不如李淑，能评不如宣延，然其向来敢言，必能直笔。圣人云：‘王者有典，录直而劝。’其人可得之矣！”遂诏湛权兼衡室督司以修史。[（梁）魏斯：《盛梁纪》卷1，（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世祖宣皇帝光泰三年四月。]
虽然梁世祖对常湛的评价有“博学不如李淑，能评不如宣延”，似乎常湛并不是当时最擅长史论的人选，但从梁世祖拒绝召素推荐李淑时说“李淑虽曰博学，而阙明达，使录事尚可，若责之以评断衡量，谅非佳笔，卿为我再择一人”可知，梁世祖比较重视史书中的评论。不仅梁世祖，梁朝后期的时人亦十分重视史论：
昔梁世祖尝敕三河知府常湛作《梁典》，叙太祖龙兴至于世祖重光；梁明宗曾使御史大夫邓慈修《续梁典》，录世祖中兴至于中祖再振。而《梁典》辞雅而实录，《续梁典》言拙而曲笔，以是《梁典》为后人所重，《续梁典》为来者所轻。而梁明宗景熙年间，御史中郎魏斯尝私撰《盛梁纪》，叙世祖、威宗、灵帝、昭宗、中祖五帝事，其秉笔直书，词雅论美，遂流传于坊间，渐代《续梁典》，至今朝野士人，多有其本，臣亦数阅其文，颇喜而善之。[（东秦）匡恩：《续梁纪》卷5，（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20，“序曰”。]
由上可知，“词雅论美”，是《盛梁纪》得以在坊间受到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足见梁人对史论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