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秦初的匡恩进一步推进着史论的发展。综观《续梁纪》的四段“论曰”，除了《废帝》一卷最后的“论曰”显然是在为秦朝做美化之事外，其他三篇“论曰”都在对相关皇帝进行评价之后，都对一些相关的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思考，这些问题往往是关系到上层统治的重要问题，而匡恩也往往能够对这些重要问题进行思考，并进而阐述自己的对于这些重要问题的观点与主张。如在《续梁纪》第一卷最后的“论曰”中，匡恩对悼帝为何不能发扬光大梁中祖的事业的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这和梁悼帝在身为太子之时缺乏功名有重要的关系，最后通过对梁中祖“未尝树功名于少阳”的批评和发出“人谓太子为国本，其岂夸喻邪”的感叹，表明其主张应该重视太子培养。[（东秦）匡恩：《续梁纪》卷1，（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6，“论曰”。]又如《续梁纪》第二卷最后的“论曰”中，匡恩对蜀、凉二王何以反叛的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这和二王的权力过大有关，从而主张君主分封诸侯应该“虑防其逆意，不合使之专方云”。[（东秦）匡恩：《续梁纪》卷2，（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7，“论曰”。]再如《续梁纪》第三卷最后的“论曰”中，匡恩对为何明宗刚刚去世，洛阳宫廷中就发生了激烈斗争的问题进行了思考，认为这和明宗没有确立太子有关，从而主张应该重视太子的安稳。[（东秦）匡恩：《续梁纪》卷3，（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8，“论曰”。]
小主，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匡恩也非常重视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思辨性评论与分析，匡恩的史识水平也在其史论中的思考之中得到了反映。并且，对比《盛梁纪》和《续梁纪》，我们明显能够看到《续梁纪》的史论更加抽象化与思辨化。《盛梁纪》的史论共五段，其在第四卷、第六卷和第九卷中分别对梁世祖、梁威宗、梁灵帝进行了评论，但其内容基本只是对三位皇帝的功过进行评判，并未涉及到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进一步思考。[（梁）魏斯：《盛梁纪》卷4，（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4，“论曰”；（梁）魏斯：《盛梁纪》卷6，（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6，“论曰”；（梁）魏斯：《盛梁纪》卷9，（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9，“论曰”。]在第十二卷和第十五卷的史评中，魏斯虽然分别对梁昭宗被称为“常败天子”、梁中祖被称为“寡情皇帝”而最终仍能建立功业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梁）魏斯：《盛梁纪》卷12，（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2，“论曰”；（梁）魏斯：《盛梁纪》卷15，（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5，“论曰”。]但明显可以看到，魏斯的思考仍然是针对梁昭宗与梁中祖两位皇帝本身，其分析仅仅侧重于探讨两位皇帝何以能够建立功业，并没有从其思考与分析之中抽象出一些像匡恩那样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如应该重视培养太子、要重视对诸侯的防抑、要重视太子位置的安稳等）。综上，相较于魏斯在《盛梁纪》中的史论，匡恩在《续梁纪》中的史论更加抽象化与思辨化，在这一方面，《续梁纪》明显有比拟《旧梁书》的水平。因此，如果从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认识与思考的角度来看，《续梁纪》相关史论的史识相对而言是比较出色的，匡恩的史论在史识方面无疑是一种进步。
但与史识的进步相反的是，相较于《盛梁纪》，匡恩的史观却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倒退。在前面，我们提到匡恩的四段“论曰”，前三段都表达了其对一些相关重要问题的观点和主张，并且这些观点和主张也比较抽象化和思辨化，但匡恩的第四段即第四卷的“论曰”，却只就相关问题表达了观点，没有相关的主张，其观点也没有什么抽象化和思辨化的色彩在其中。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梁末乱世最后是由秦高帝终结的，匡恩的回答非常谄媚：“盖符历归秦，天时此眷；雍益富强，地利在我，加之以今上禀雄略而怀仁德，士民乐从，贤俊期效，人和亦其所有，故而终为天下之主，其诚有以也！”[（东秦）匡恩：《续梁纪》卷4，（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9，“论曰”。]
毫无疑问，秦高帝最后的成功和“天命”没有任何关系，匡恩宣称东秦/秦高帝获得“天命”，一方面是为了得到秦高帝的认可和赞同，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宣传东秦王朝的正统。匡恩这种认为王朝有所谓“天命”存在的错误观点，显然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史观，这样的错误史观其实在盛梁时期成书的《旧梁书》中和早于《旧梁书》而在当时的北方十三国之一的虢国统治下成书的《温书》中都有所体现：
呜呼，自太祖开建国朝，至于洛京陷乎胡狄，前后四君，岁有六纪，其兴衰之道，理何在焉？昔太祖武皇帝地非权贵，业不世积，逢文末天下骚乱，会四海逐鹿纷争，乃以圣武之姿，膺天命之寄，顺民乐推，奋剑起义。[（梁）常湛撰，（东秦）明思宁注：《旧梁书》卷33，“呜呼”二。]
呜呼，古人云：“天下寄望，虽谦而不宜辞。”（注曰：语出《同书》）信矣！夫当洛京倾覆之时，区夏陆沉之际，四海惶恐，天下震愕，中宗以迭代之弘德，累世之积威，江表归以众望，海内期以重光，挽狂澜于即倒之任，扶大厦于将倾之责，舍中宗而谁寄！故建邺文武，甘心尊奉；吴楚士民，诚衷乐推，遂膺天命以称帝，顺人心而登宸，续国朝于建邺，保宗庙于江左。[（梁）常湛撰，（东秦）明思宁注：《旧梁书》卷34，“呜呼”二。]
评曰：耿松守县纯于刘氏，耿荣持诚节于梁朝，虽未谙天时之谁有，不识符历之将移，然考其志情，谅可谓忠烈焉！海内至今称忠，必推松、荣者，良有以也。耿封膺父业于危难之际，耿栴踵兄事乎祸扰之秋，并穷心竭力，竟之以死，使梁河北之郡守皆如是兄妹，侯多氏何以取洛阳邪？耿峤继累世之基，处环危之境，知梁运之已绝，明温德之将盛，遂迎王师而臣明武，可谓晓天命矣！耿芸念皇朝之积恩，谓宗族俟时而报憾；耿棕忆乃兄之旧言，因世德拔剑而成忠，论其意烈，非亏先祖；计其志纯，不逊往宗。至于耿励续数代之美名，承罔替之职封，叛将才次，城门即开，乖世人之称，贻有识之耻，恨哉。[（虢）司马纯等撰，（东秦）郜棠注补：《温书》卷30《渔阳耿氏列传》。温王朝史臣还曾通过书写其统治者出生时的“异象”来宣扬其“天命正统”，参见张仕一：《“白光”与“玄凤”——温王朝的“异象”与德运》，《蓝文剑与洛阳城——温王朝政治史研究论文集》，第31-36页。]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
评曰：大温之享祚，前后九主（注：……），始末八帝（注：……），凡百有三十年……然灵符已去，运数难回，卒以金入水者（注：虢谓温以金德生其水德），盖天命所归也。（注：此“评”乃虢臣妄言天命，不可信矣！）[（虢）司马纯等撰，（东秦）郜棠注补：《温书》卷10《顺帝本纪》。]
而成书于西秦初年的《前秦书》同样如此：
天佑皇秦，烈宗武昭帝仗剑而起，鸠合王师，扫荡勍胡，鞭挞凶虏，于是澄清半壁，救危皇朝。而今上大圣皇帝承先皇遗业，践阼西京，君临寰宇，蒙续天命，若非皇秦气数未尽，焉能再兴邪？盖皇秦万世，宗庙永存，乃符运之所归，寔乾坤之降命矣！[（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70《史家志》。关于杨聆对“天命论”的运用，笔者曾有所提及，参见张仕一：《从史料取舍中看杨聆的反神怪思想——以〈前秦书?王平传〉与〈开皇四名将别传?王平别传〉比较为中心》，《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第一辑），第76-77页。]
结合上述所引诸部史书的内容，似乎《续梁纪》对东秦“天命”的宣扬也属常见的行为，这放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之下，似乎并不算什么倒退，然而，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在《续梁纪》成书前不算久而成书且能为匡恩所见的《盛梁纪》，却并不持有这样的观点。《盛梁纪》：
论曰：余闻昔人今士，或以昭宗统王师而讨寇，常逢大败，跨马奔遁者数，故谓之“常败天子”。然则昭宗何以常败而竟十年之内，近旬之间……基中兴之业乎？或谓昭宗所以常败而卒立其大业者，以天命在梁，符运属木，故虽败而再兴，已折而复振，余不以为然。天命、符运者，术士卜客挟其诡道，鼓其迷说，所以上蒙至尊，下惑士民也，余素不为取信。如是，则昭宗何以常败而立业邪……以是知昭宗所以常败而立业者，其以德也！[（梁）魏斯：《盛梁纪》卷15，（东秦）匡恩编理：《二梁纪》卷15，“论曰”。]
面对当时盛行的“天命论”的观点，《盛梁纪》的作者魏斯对其进行了批判，认为“天命、符运者，术士卜客挟其诡道，鼓其迷说，所以上蒙至尊，下惑士民也”，表示其“素不为取信”，并从梁昭宗的相关历史事实角度进行分析，认为“昭宗所以常败而立业者，其以德也”。从这个角度来看，尽管魏斯的史观尚算不上是完全科学的史观，但其能够结合历史事实，解释梁昭宗得以建立功业的原因，这样站在客观角度分析历史问题的史观，无疑要胜于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史观。因此，从史观上看，《续梁纪》相较于《盛梁纪》而言，无疑是有所倒退的。
三、匡恩的主张与高帝的回应：政治史视角下的《续梁纪》
匡恩的《续梁纪》不仅反映了梁秦史学史的发展，还反映了秦初的政治形势，同时也影响着秦初的政治走向。
欲弄清匡恩《续梁纪》反映了怎样的时代政治形势，需要从匡恩自己的观点出发，对作为秦初时人的《续梁纪》作者匡恩的主张进行分析。如前所述，匡恩在《续梁纪》中共有四段“论曰”，除第四段是为了宣扬东秦王朝的正统性以外，其他三段“论曰”都表达了自己的某些主张，分别是应该重视培养太子、要重视对诸侯的防抑、要重视太子位置的安稳。考察这些主张的内容和匡恩的论证逻辑，可以看到匡恩的这些主张都是有关统治者如何保障统治秩序的主张，同时，这些主张也大都涉及到了王朝权力继承人的问题：第一卷和第三卷的“论曰”分别主张应该重视培养太子和要重视太子位置的安稳，这无疑是有关帝位继承人太子的有关主张；第二卷的“论曰”主张要重视对诸侯的防抑，似乎并不完全和王朝权力继承人有关，但其问题的提出是由蜀、凉二王的反叛事件引出的，二王的反叛是悼帝、明宗之间权力交接时发生的叛乱，这本身就与梁王朝的王朝权力继承密切关联，匡恩以二王反叛事件为讨论问题，主张应该重视对诸侯的防抑，而借二王反叛讨论诸侯的相关问题，其实也是在讨论王朝权力的分配如何保障统治秩序的稳定的问题，这其中自然涉及到如何对待同样具备参与权力继承的权利的诸侯，这其实也涉及到了王朝权力的继承问题。
匡恩的三段“论曰”基本都涉及到了王朝权力的继承问题，这自然不应是偶然所致，而应与匡恩所处的时代形势有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匡恩的《续梁纪》成书于秦高帝开阳十七年，此时东秦的王朝权力继承是否出现了问题呢？事实上，在《续梁纪》成书时，东秦的王朝权力继承确实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由于种种原因，秦高帝一朝并无皇后，这使得秦高帝开阳之朝虽然有太子秦序，但秦序得以成为太子，是因为其长子身份，而不是因为嫡出长子的身份，这就使得秦序的太子位置并不稳定，也容易使时封小狼王的秦太宗产生争夺储君的企图。[张仕一：《从东秦后宫看其朝堂政治关系》，《东秦史与〈前秦书〉研究》（第一辑），第6-7页。]而当时秦太宗作为藩王，坐镇并州，掌握着并州的军政大权（秦太宗时为“并州牧、都督并州诸兵事、太原留守”，[（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4上《太宗本纪上》。]可谓总管并州军政），无疑也威胁着太子秦序的储君地位。事实上，秦序与秦太宗之间的矛盾在开阳十七年后不久就已经严重激化。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开阳）十八年春，铁甲鲜卑复寇代郡……先是，废太子秦序好文房之事，久在宫掖，不有寸功；太宗为并州，频立战绩，名震大漠，太子颇患之，太宗亦微有夺嫡志（注曰：高帝无皇后，无嫡子，此言夺嫡者，以阙嫡而言）……废太子既患太宗夺嫡，欲建功名。十九年春，帝大议群臣，欲加兵鲜卑。[（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4上《太宗本纪上》。]
开阳十六年，为皇太子……然时太宗为并州，频立战功，名震大漠，太子颇患之，以是亦图建功名于戎场。十九年春，帝大议群臣，欲加兵鲜卑。太子请为征讨，帝许之……时太宗建功沙场，颇受武将推奉，太子常自危。帝亦以嗣位为虑，问于圣王曰：“卿弟以为，太子与小狼王孰可奉纂皇极也？”圣王每曰：“此君家内事，臣不能预矣。”太子闻之，益忧，图太宗之心更甚（注曰：为后其不发帝丧而讨太宗张本）。[（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21《诸宗室世家·废太子秦序》。]
属废太子与太宗间隙日深，卿达遂以为际会……开阳十九年春，帝加兵鲜卑。废太子请为征讨，帝许之，以太子为都督征讨诸军事，以讨鲜卑。[（西秦）杨聆撰，（西秦）都云令注：《前秦书》卷50《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