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到了万历年间，商业税的税率不升反降，从“三十税一”降至“六十税一”，更对小规模商人实行免税政策，年营业额在四十两白银以下的商贩得以免税。万历早期的商业税收数据显示，“盐税收入二百五十万两，茶税十余万两、市舶税四万两、通过税六十万两、营业税二十万两，总额不过三百四十万两。”对于一个人口过亿的泱泱大国而言，简直是不可思议！

万历之后，商业税的征收实际上已停滞许久。这既是因为朱元璋时期定下的“重农抑商”政策影响深远，也与朝廷税收政策的混乱不无关系。

朱由榔心知，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制定新的商业税政策。

而孙可望在云南的改革虽然仅仅涉及田税，却值得借鉴。

“陛下所定商业之许可证，商贾欲行商，必先至商业局登记，依其季报，缴纳商税。今有三虑：一者，是否按其行业规模，定不同税率；二者，如何辨其季报真伪；三者，对虚报者，如何惩处。”龚彝说道，这些天他也召集户部诸官员商议商业税之事，这三项是他认为影响税收政策执行的主要因素。

龚彝所说的三点，朱由榔一听便明白，不过如制定税率需要仔细思考，这又涉及到各行业特性的问题。

朱由榔对此也多有思考：“酒、茶等，为生活之调剂，可稍增税率；而粮食等民之必需，宜低其税。”

朱由榔建议将商业税分为四档。

奢侈品类，如酒、茶、珠宝、金银、矿产，定“五税一”；一般消费品类，如衣物、家具、工艺品，定“十税一”；服务类行业，如运输、餐饮、住宿等，定“二十税一”；基本消费品类，如粮食、蔬菜、水果，定“三十税一”。另外，对年营业收入不足一百二十两者，先收后补，减免税赋，以助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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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彝又说了一个问题，对同一种产品会不会存在重复收税的问题。

“民种五谷，已纳租税，不可再征。竹木牲畜，本无征算，商贾市卖，官可税之。今民纳租于官仓，关市复征，岂不重乎。”

朱由榔初听，觉得龚彝的观点似乎没有问题，但仔细深思，发现他混淆了“商品”和“产品”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