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今科南京会试共录一百七十名“贡士”，正是南榜合该名额。

士奇对曰：“科举须兼取南北士。”上曰：“北人学问远不逮南人。”对曰：“自古国家兼用南北士，长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上曰：“然。将如何试之？”对曰：“试卷例缄其姓名，请今后于外书‘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则南北人才皆入用矣。”

本朝初，杨士奇一开口就指出了问题关键所在：“科举须兼取南北士”，而且，国家真正的栋梁之才从历史上看也大多出自北方，南方人敲敲边鼓可也，他设计的方案就是分“南北卷”录取士子。

不久之后，宣宗皇帝下令增加了一个“中卷”，将四川、广西、云南、贵州诸省纳入，南、北、中三个地区的录取比例为55%：35%：10%。

如果纯以“考试公平”来论的话，定额后的乡试必然也是南方人占绝对优势，迟早又酿成“南北榜”之事。所以在仁宗洪熙元年决定，各地采取分省定额的方式来决定乡试举人的数量：

南京国子监和南直隶额数八十人；东京国子监和北直隶额数八十人；江西布政司五十人，浙江布政司额数四十五人；福建布政司额数四十五人；湖广布政司额数四十人；广东布政司额数四十人；河南布政司额数三十五人；四川布政司额数三十五人；陕西、山西、山东各三十人；广西二十人；云南、交趾各十人，贵州则可占用湖广的名额。

之后又数度更变，录取名额大抵在三百名左右。

冯过等终于算是“贡士”了，扬名四海。

贡士，是会试中考者之称。原指古诸侯推荐给天子的士。大昌时，以州（府）、县科举考试（乡贡、乡举）中试者称乡贡士。大楚，贡士分两种情况：一为入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一为贡入国子监的生员。到了本朝，会试中试者统称贡士，再经殿试赐出身，乃为进士。但由于殿试不黜落参试人员，因此习惯上每于会试考中后即称进士。

依照科举的规矩，中式之后还有一系列的事宜需要举子忙碌，其中有些事情是出于公例，有些则属于个人之事。诸多事宜名目众多，准备工作十分繁琐，很多是乡会试中共有的，但二者仍存在差异。

从次日起，便去拜房师，拜座师，认前辈，会同年，会同门，公请老师，赴老师请，刻齿录，刻朱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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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老师等事是“公请”，即中式者一齐请，制度应该如此，至于刻齿录、刻朱卷等事也需要举子们共同进行，同属公例一类。这些事情又称为“谒主司、投亲供、参堂画卯”，“亲供”即亲自书写个人履历，“参堂”是下级参拜上级，“画卯”本意是指官署规定卯时开始办理公务，吏胥差役按时赴官署签到，听候差使，很显然中式举子并不用画卯，这般称呼表示这些都是例行公事，不可耽搁。

与公事相对的，当然还有很多个人的事宜，如祭祖、拜客、请酒等。中式之后个人需要处理的事情不尽相同，如“祭祖”一项要根据举子的家规和条件而定，招待前来恭贺的亲朋，或者请宾客吃酒，这些也不在定例之中，多是因人而异。

拜见座师、房师之前，须写好手本，即门生初见座师时的拜帖，为了表示尊敬，往往需要中式者亲自准备，同时还要带着贽见，即拜见座师、房师时的礼品。除此之外，另要带上门包，也就是贿赂守门人的财物。乡会试之后拜见座师、房师是例行公事，是每一位中式者必做的一件事情，这样才会使得座师门庭拜访的人数众多，守门人也由此成为一关，中式举子不得不准备好财物，以此换得守门人的及时通报。拜见之前的文书、银两，以及盛装物件的封筒、拜匣，无不要事先考虑周全、做好准备。

像冯过这些外乡人繁琐的事会少的多，譬如祭祖、拜客、请酒这些私事暂时做不了。事实上，因为离殿试只有月余时间，在会试放榜后贡生们就该收拾行装北上赴考了，本地的贡生也是匆匆做完必须要做的事，其它的能免则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