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大，居不易。

大定建国至今，全国房价平均上涨约三十倍，汴京城尤甚。

现任官员除了一套自住外，禁止在京城购买第二套住房。

公务员只准有一套自住房，想多买几套？那就别当官了。

汴京城内的土地买卖，不得私人交易，必须由开封府派出专人，先公示再拍卖，价高者得。

每一次“土拍”都是万人空巷，场面极其火爆，喊价者此起彼伏，以致汴京城内，地王频出。而购得土地者，媒婆立刻蜂拥而至，几能踏破门槛。

由于房价上涨过快，以至在京官员大多数都买不起房，很多官员一大家子只能在汴京城里租房住。

这哪能行呢，大定号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但国家精英们却只能蜗居在汴京城的穷巷陋室里，实是有损朝廷颜面。于是不知哪个人才，就想出来个“廉租房”制度，用远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价格，将朝廷管理的房屋类国有资产，低价出租给官员们。

这项政策发展到后来，不仅官员能租，一般百姓也能申请了，算得上大定一项极大的善政。

据统计，此时汴京店宅务管理和出租的房屋多达一万七千余套，规模之大，令人咂舌。

但尽管大定君臣绞尽脑汁，出台了如此众多的房地产调控措施，依然无法遏制房价上涨。

欧阳修官至“知谏院兼判登闻鼓院”，还是只能在开封租房子住，而且房子非常简陋，他曾写诗发牢骚：“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邻注涌沟窦，街流溢庭除。出门愁浩渺，闭户恐为潴。墙壁豁四达，幸家无贮储。”这套破旧的古屋，每逢下大雨就浸水。

苏辙被贬谪到广东龙川县时，买了一套房子十间房，花了大约五十贯。他嫁女儿没钱给嫁妆，一狠心将汴京城的自住房卖了，得钱九千四百贯，即九百四十万钱。而当时汴京城内的一般住宅，售价五六千贯不等，如果是大宅，基本上得两万贯起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