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完整本的《通志》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资治通鉴》！

那个时空，宋神宗即位后，认为《通志》比其他的史书更便于阅读，也易于借鉴，就召见司马光，大加赞赏，说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亲赐书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还亲自为书作序。

此书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

此书是司马光以为君亲政，贤明之道为出发点所编写成的一本巨着，所谓“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资治通鉴》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文人骚客、各界要人争读不止。点评批注《资治通鉴》的帝王、贤臣、鸿儒及现代的政治家、思想家、学者不胜枚举、数不胜数。作为历代君王的教科书，对《资治通鉴》的称誉除《史记》外，几乎都不可以和《资治通鉴》媲美。

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司马迁的《史记》并列为中国史学的不朽巨着，所谓“史学两司马”。

后人评曰：“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通鉴》不特记治乱之迹而已，至于礼乐、历数、天文、地理、尤致其详。读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

“司马温公《通鉴》，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着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温公亦伟人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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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资治通鉴》内容思想博大精深，录事求实考信。通古今之变，兼收并蓄，抬遗补缺，从而为学史、研史都不可不读之书，又以其考评前世之兴衰得失，通鉴于后人，有资于治国，而成为国家领导者不可不读之书。

但这个时空并没有《资治通鉴》，或者说因为种种原因，司马光没有完成此书的编撰。也不知崇宁帝是怎想的，许是为了平息朝中的暗潮涌动而转移视线？毕竟，修史编录乃是国之要事，参与者可青史留名，谁不想分一杯羹？

此事第一责任人是辅臣苏辙，具体负责人是翰林院大学士费宏，实际参与编撰的有翰林院、礼部及国子监，若有需要可从各部堂征调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