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之风几乎蔓延到整个官场，大部分上层官吏都“尸禄耽宠，仕不事事”。《梁书》载有姚察的一段论述：

“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尚书承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弥扇。”

尚书丞郎以上的官吏，都是朝廷的要员，是协助皇帝处理政务或主管中央政权某一部门的高级官吏。这些人身负如此重任，然而却都是些“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的尸位素餐之徒。

令史，魏晋之时是郎以下掌文书的官职，大概相当于现在的秘书。当官不理政，一切事务都由秘书来办，岂有不出乱子的道理？

从魏的正始年间起，一直到南朝最后一个朝廷的最后一个皇帝陈后主止，三百多年里，各朝各代的大臣中，就连所谓治世能臣、都不关心庶务，把他们应管的事都推给下边的人去办，更不消说那些地道的碌碌庸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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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由于有这种不知醒悟的清谈，因而出现八王之乱，永嘉之难，造成烽火四起，五胡乱国的局面是势所必然的。

可以说，西晋王朝是直接亡在这些在其位不谋其政、食其禄不尽其职的清谈家们手里的。

梁元帝失败前又是焚书，又是断剑，又要自杀，出尽了洋相。有人问他“何意焚书?”，他回答说“读书万卷，犹有今日，故焚之”。真是置生死祸福、社稷安危于不顾，惟知清谈了。

而魏晋南北朝士家大族的清谈家们，大都是一些享乐至上的官僚权贵。他们在生活上追求的是恣意挥霍，纵情享乐，醉生梦死，无休无止的狂欢，不受约束的放荡，名曰“旷达”。

这种“旷达”，是清谈家们所要达到的最高目的。而清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他们为了掩饰享乐，填补由于过分的物质享受而造成的精神空虚之举。因此，立言玄妙，处官雅远，奉身旷达，是三位一体、不可分割的。

如何晏纵欲好色，贪财荒淫，“食五色散”，行为极其乖张。王衍热衷名利，贪鄙无耻。而整个士族集团则不但尚清谈、尚雅远，而且比富斗阔，奢侈成风。

立言玄妙不务实，处官雅远不事事，奉身放荡不检点，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共同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清谈之风的表里。

当然，司马光等人算不上清谈，大抵就是聚在一起发发牢骚倒倒苦水抨击抨击“误国伤民”的新政变法，都是饱受打击、被排挤出权力核心层的伤心落寞人。简而言之四个字：抱团取暖。

嗯，德宗薨，司马光从洛阳进京奔丧。卫士见到他，都致敬行礼。老百姓在道路两旁欢迎他，高喊着：“无归洛阳，留相天子，活我百姓！”高太后派使者问他当务之急，他上了好几篇奏札，归纳起来，一是广纳谏言，一是废除新法。尤其对新法，他持全盘否定态度，认为变法派完全在“舍是取非，兴害除利”。

不久，司马光以首辅入朝，吕公着也以次辅被召。这时的蔡确与韩缜是阁臣，章惇是知枢密院事，他们都是变法派。司马光执政以后的第一道札子就是《请更张新法》，他把新法比成毒药，认为必须全部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