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弟弟高士林任内殿崇班时间很长，一直没有升迁。理宗都觉得过意不去了，想升内弟的官，高后谢绝说：“士林能在朝做官，已经是过分的恩典了，怎么好援照前代推恩后族的惯例?”后来皇帝三番五次要提高母亲家族的待遇，打算为高氏家族修建豪华的宅第，高太后都不答应。最后还是由朝廷赏赐了一片空地，由高家人自己出钱，建造了房屋，没用国库一文钱。

她临朝不久，三省具前朝例，上奏章请“加恩高氏”，给高太后族人封官晋爵，高太后不仅坚辞罢去，而且还将先朝定给高太后族人封官家的私恩赏赐减去四之一。

她的两个侄子高公绘、高公纪都该升观察使，但她坚持不允。理宗一再请求，才升了一级。一次高公绘呈上一篇奏章，请朝廷尊崇哲宗生母朱皇太妃和高太后的家族。高太后见奏召来高公绘问道：“你学识有限，怎么能写出这样的奏章?”高公绘说出了这是邢恕的主意并代为起草的，高太后不但不允所请，还把邢恕逐出了朝廷。

她虽然属于保守一派，但却有十分优秀的执政才能。执政期间，她勤俭廉政，励精图治，因此这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也十分繁荣。可谓是：经济繁荣，天下小康，政治清明。后人称高太后“临政九年，朝廷清明，结夏绥安，杜绝内降侥幸；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然而，大定历史上最激烈、最残酷的党争也发生在这一时期，甚至从元佑时期一直延续到理宗亲政后，在朝的大臣无论是保守派还是变法派，都不可避免地卷入激烈的党争。这其中，复杂微妙之处难以言表，夹杂着许多无法说清的个人恩怨。

总而言之，因人易政的反覆变换使得民众与官员无所适从，对未来惶惶不安，使不管好与坏的法律都效果大减，党争也进入不可收拾的馀地沦为意气与仇恨之争而非政策讨论。

英宗亲政，年轻的皇帝早对高太后不满，决意要继承德宗的遗志，推行新法。他重新起用变法的章惇、蔡卞、曾布等人，恢复新法。同时，将旧党主要官员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范纯仁等贬官流放，将韩维等三十人贬官，已去世的司马光、吕公着等人甚至被毁墓来追加惩罚。朝廷把元佑时期打击变法派的人称为“元佑党人”，定“元佑党籍”七十三人。在对旧党不遗余力打击的同时，变法派内部也内讧不断，相互间打压迫害，党争已发展到无法收拾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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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和七年，二十五岁的英宗病逝，崇宁帝即位，但大权在向太后手中。向太后是守旧派，变法派章惇、蔡卞、蔡京等人因此先后被贬，旧党成员又陆续回到朝廷。当年七月，皇帝亲政，他在曾布的鼓动下决意继承德宗、英宗的变法事业，任用蔡京为相继续变法。

蔡京打着推行新法的幌子，狂征暴敛，使得民不聊生。为了打击反对者，他先把元佑间恢复旧法的司马光、文彦博、吕公着等一百二十人定为“奸党”，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石头上，立在文德殿门口。接着又划分所谓“正等”和“邪等”，把自己的党羽列为“正等”，异己列入“邪等”。两年后，蔡京又把他定的“奸党”、“邪等”名单删除一部分后，定为“元佑党籍”，以司马光为首共三百零九人，其中除了旧党官员，也有章惇、曾布等变法派。然后他请皇帝亲自书写，刻石立在文德殿东墙，再由他本人抄写，令地方各州、府刻石立碑，昭示天下。

说起蔡京，亦算是宦海几度沉浮的大人物了。

常佶即住后，曾经的的变法派曾布、邓洵武力劝皇帝推崇新法。常佶改元为“崇宁”，其意是追崇熙宁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