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定元年四月,宋绶任礼部尚书,编修会要,辟置官属,寓局于崇文院,以后各朝修会要都在三馆置局。太宗朝修的《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真宗朝修的《册府元龟》共三千五百卷,都是利用了三馆丰富的书和馆阁之上修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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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的修撰自也离不开崇文院。
修史历来是国朝政绩,放诸个人身上则更是莫大名声,如司马迁编修《史记》便被后人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立德立功立言,文人三不朽,莫善于此。
说到底,常佶仍是个好大喜功之人。比如他便亲自撰写了茶书经典之《茶论》,全书首绪言,次分地产、天时、采择、蒸压、制造、鉴别、白茶、罗碾、盏、筅、瓶、杓、水、点、味、香、色、藏焙、品名,共二十目。对于地宜、采制、烹试、品质等,讨论相当切实。其中尤其是关于点茶的一篇,详细记录了本朝流行点茶这种代表性的茶艺,可为后人了解大定点茶提供依据。
司马光编撰《通鉴》半道而止,崇宁帝自是省得其中利厉,遂令诸司抽调精兵强将完成此书,亦是青史留名之举也。
崇宁六年十月,《通鉴》书成,皇帝常佶亲赐书名《资治通鉴》并题名留墨。国子监印书十万册,纷发诸官学以为教科书,天下士子更是争相购买。
士林间皆言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可与《史记》并列为史家绝笔也。“
此书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
时人称誉不绝:
“自有书契以来,未有如《通鉴》者。”
“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
“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读十七史,不可不兼读《通鉴》。《通鉴》之取材,多有出正史之外者,又能考诸史之异同而裁正之。昔人所言,事增于前,文省于旧,惟《通鉴》可以当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