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这国难深重，民不聊生的艰难岁月，当时的教育和文化却在乱世中逆势成长，呈现另一番颇为难得的壮观景象，让人无限感慨。

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前，全国专科以上高等教育学校共计108所，但到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时增加至141所，增长率近30%;在校大学生1936年约4万人，到1945年增至8万余人，几乎翻了一倍，教师数量也相应扩大39%以上。

这只是大学生，还有众多的受过教育的知识青年。

通过**双方和民主教育人士的努力，通过各种各样的正规、非正规学校教育以及积极创办民教馆、阅览室、图书馆等文化设施，至1945年，四川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0%、云南43%、西康57%、陕西58%……总体保持在50%以上。

1941年，边区已经办了5800多个识字班和识字组，吸收了将近4万人扫盲，使扫除文盲工作取得了较大进展。

晋察冀边区，仅据48县统计，1938年时小学4898所，学生220460人，到1945年几乎村村有小学，各县学龄儿童入学率平均达70%以上，有些县达到90%。山东根据地1941年时小学有1万多所，学生40万人。到1945年时小学已发展到25000所，学生170余万人。

正是因为有冀老先生这样的爱国人士在日军的统治之下，依然为教育事业奔走，他们身上有着光辉的民族气节。

在国难当头的时节，知识分子没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而是时刻牵挂国家民族命运，在雪耻强国、学成报国的意念激励下，在隆隆的炮火声中组建西南联大、西北联大，抗大等，体现出一代知识分子兴学强国的精神风骨。

“老先生，之前是我们疏忽了这方面的事情，现在有你领头，我们肯定竭尽全力来支持办学！”赵刚握着冀老先生的手说道。

周维汉也表态：“在根据地内办学，我们八路军全力支持，这是大好事，我可以承诺，但凡家庭困难的学员，一概费用由我们承担！”

“谢谢，谢谢，我会尽快凑齐人手，多找一些师资力量，早点在根据地内开办学校！”

周维汉则是有另一番想法，如果在根据地内的办学能够推广下去，多的不说，十几个村子联合办一个小学，人手如果足够的话，还可以开设识字班，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