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加格勒的冬夜，寒风裹住了整座城市。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索科洛夫锁上他那间叫“书页”的小书店铁门时，呵出的白气瞬间冻成了细小的冰晶，挂在胡子上，像一串串廉价的玻璃珠。他缩着脖子，裹紧那件肘部磨得发亮的旧大衣，汇入马马耶夫岗脚下稀疏的人流。街灯昏黄，照着斑驳的斯大林式建筑外墙，那些曾见证过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砖石，如今爬满了尿渍和褪色的选举海报。空气里弥漫着劣质烟草、冻土豆汤和一种更阴冷的东西——一种被反复咀嚼后吐出来的、名为“希望”的残渣的气味。人们脚步匆匆，眼神像受惊的兔子，只敢盯着自己冻僵的脚尖。尼古拉瞥见街角新贴的巨幅海报，猩红底色上印着几个粗黑斯拉夫文字：“《祖国之光》——为斯拉夫灵魂而战！”，下面一行小字：“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科兹洛夫倾力巨献”。海报上，一群穿着锃亮红军制服、面容模糊的士兵高举步枪，背景是燃烧的、像素低劣的伏尔加格勒全景。尼古拉啐了一口，冰碴子落在冻硬的雪地上。“倾力巨献？”他嘟囔着，声音被寒风撕碎，“倾的怕是钞票，献的怕是狗屁。”他想起昨天在“工人食堂”排队时，邻桌那个缺了门牙的老矿工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浑浊的眼睛里竟闪着泪光：“尼古拉，这电影，得看！不看就是……就是背叛马马耶夫岗的英灵！”米哈伊尔枯瘦的手死死攥着一张皱巴巴的钞票——那是他省下三天面包钱买的预售票，一百八十卢布，足够买九条黑麦面包。尼古拉当时没接话，只把冻土豆汤搅得哗哗响。在这座被历史重负压得喘不过气的城市，爱国，早已不是一种情感，而是一枚随时会引爆的硬币，一面刻着勋章，一面刻着债务。
三天后，《祖国之光》在“十月”电影院首映。尼古拉被妻子安娜·谢尔盖耶夫娜硬拉着去了。安娜是“伏尔加格勒纺织厂”的女工，手指关节粗大变形，却把“爱国”二字看得比命重。“尼古拉，”她一边给他围上洗得发白的羊毛围巾，一边说，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颤抖，“马马耶夫岗的英灵在看着我们。不看这部电影，我们怎么对得起那些冻死在战壕里的孩子？”尼古拉没争辩。他知道，安娜的父亲，那个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冻掉双脚的老兵，临终前最后一句话就是“守住伏尔加格勒”。这城市每个人的血管里，都流淌着凝固的血与冰。
“十月”电影院门口的长龙蜿蜒如冻僵的蛇。人们裹着破毯子、麻袋，在零下二十度的寒风里跺着脚，呵出的白气在惨白的路灯下翻腾。尼古拉看见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排在队伍中间，像一截枯木，怀里紧紧抱着个瘪了的面包口袋——里面想必塞满了皱巴巴的票根。空气里没有交谈，只有牙齿打颤的咯咯声和一种集体性的、近乎宗教仪式的沉默。海报上的“祖国之光”四个字在寒风中猎猎作响，像招魂幡。检票口，一个穿着崭新制服、胸前挂满塑料勋章的年轻人（尼古拉认出那是本地“爱国青年联盟”的积极分子）用金属探测器挨个扫描观众，眼神锐利如刀：“同志，请出示您的‘爱国忠诚度’登记卡！没有它，您对祖国的热情值得怀疑！”尼古拉摸出自己那张磨损的公民卡，上面被盖了个鲜红的“已验”印章，才得以挤进那股裹挟着汗臭、劣质香水和廉价希望的人潮。
放映厅里暖气开得过足，混着人群的体味，闷得人发晕。尼古拉在后排找到座位，刚坐下，灯光骤灭。银幕亮起，震耳欲聋的进行曲几乎掀翻屋顶。画面开始了：一群“红军战士”在伏尔加格勒废墟上冲锋，可那废墟是纸板糊的，伏尔加河是劣质蓝幕抠的，河水的颜色绿得像毒药。一个“指挥官”（尼古拉认出是本地三流电视剧演员）站在“马马耶夫岗”顶（背景板上印着粗糙的山岗照片），声嘶力竭：“同志们！为了斯拉夫母亲的面包和盐！冲啊！”话音未落，他脚下的“山岗”突然塌了一角，露出后面晃动的摄影棚钢架和几个穿着棉袄的工作人员。观众席瞬间死寂，随即爆发出压抑的嗤笑。尼古拉死死捂住嘴，肩膀抖得像风中的枯叶。安娜在他身边，身体却绷得笔直，眼睛死死盯着银幕，泪水无声地淌过冻疮遍布的脸颊——她不是在笑，是在哭，哭得肩膀耸动，仿佛银幕上那拙劣的纸板山岗，真的承载着她父亲冻僵的英灵。
高潮戏是“伏尔加河冰面大决战”。一群“德军”穿着明显是二战后生产的仿制制服，举着塑料步枪，在结冰的“河面”（一块巨大的、反光的有机玻璃）上滑稽地奔跑。主角“伊万”（一个奶油小生）纵身一跃，动作慢得像在蜜糖里游泳，大喊：“为了祖国，我愿化作伏尔加河上最冷的冰！”话音未落，“冰面”应声碎裂——不是特效，是道具组忘了固定那块玻璃。小生惨叫着掉进下面一盆浑浊的冷水里，只露出个涂着油彩的脑袋，狼狈地挣扎。放映厅彻底炸了锅。有人笑得直拍大腿，有人愤怒地拍打座椅扶手：“太不像话了！亵渎历史！”尼古拉再也忍不住，凑近安娜耳边，声音压得极低，却像冰锥扎进死水：“安娜，这……这算哪门子‘祖国之光’？连我们纺织厂仓库的布景都比它强！‘化作最冷的冰’？他掉进的是澡堂子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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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音未落，一只冰冷、枯瘦如鹰爪的手猛地按在尼古拉肩上。他惊得一跳。是前排那个“爱国青年联盟”积极分子，制服笔挺，眼神却像淬了毒的冰碴。“同志，”年轻人声音不高，却带着金属刮擦的刺耳感，“您刚才的话，是对祖国母亲的亵渎。请立刻停止传播资产阶级的虚无主义毒素！”周围几道目光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来，混杂着鄙夷和恐惧。安娜的脸瞬间惨白，死死抓住尼古拉的手腕，指甲几乎嵌进他肉里，嘴唇哆嗦着，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尼古拉想辩解，可喉咙像被伏尔加河的坚冰堵住。他想起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浑浊的眼泪，想起安娜父亲冻僵的双脚……在这座城市，批评一部“爱国电影”，无异于在万人冢上撒尿。他低下头，把脸埋进大衣领子，像一截被集体记忆碾碎的枯枝。散场时，人群沉默得诡异。没人讨论剧情，没人抱怨票价（一张票要抵安娜四天的工资，八百卢布）。只有那个“爱国青年联盟”积极分子，在出口处高举喇叭，声音在寒夜里格外尖利：“伟大的《祖国之光》！任何诋毁它的人，都是斯拉夫灵魂的叛徒！记住，您的差评，就是给敌人递刀！”尼古拉拖着安娜，像拖着一袋冻土豆，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回马马耶夫岗下的小屋。身后，那支沉默的长龙仍在寒风中蠕动，仿佛一群被无形的鞭子抽打着的、奔赴刑场的幽灵。
那天晚上，伏尔加格勒的寒夜有了新的声音。
尼古拉被一种奇异的、金属摩擦冰面的“咔哒”声惊醒。不是风，不是野狗。他摸索着点亮煤油灯，昏黄的光晕里，窗户玻璃上结满了厚厚的冰花，正中央，却诡异地融化出一张脸——一张属于银幕上“指挥官”的脸，油彩斑驳，嘴角咧开一个僵硬到非人的笑容，眼眶里是两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那脸无声地翕动着嘴唇，尼古拉却清晰地“听”到银幕上那句台词在脑中炸响：“不看《祖国之光》，就是背叛马马耶夫岗的英灵！”他猛地扑向窗户，用冻僵的手去擦。冰花瞬间重新冻结，那张脸消失了，只留下玻璃上一道深紫色的、散发着廉价油彩气味的污渍。安娜在他身边翻了个身，梦呓般呢喃：“……票价……八百……爸爸……值得……”
第二天，伏尔加格勒的诡异像瘟疫般蔓延。尼古拉去“工人食堂”排队买黑面包，排在他前面的老妇人突然浑身剧颤，像被无形的电流击中。她猛地转过身，眼睛翻白，用一种完全不属于她的、尖利而做作的腔调（尼古拉立刻认出那是电影里“政委”的台词）尖叫：“同志！您昨天在‘十月’影院的笑声，玷污了伏尔加河的冰！您必须立刻购买三张《祖国之光》加映票，以赎灵魂！”老妇人说完，像断了线的木偶般软倒在地，口吐白沫。食堂里死一般寂静，人们死死盯着地上的老妇，又飞快地低下头，盯着自己冻裂的鞋尖，仿佛多看一眼就会招来同样的诅咒。没人敢上前帮忙。尼古拉胃里一阵翻搅，他想起昨天散场时，那个在影院门口高喊“差评即叛国”的“爱国青年联盟”积极分子，此刻正站在食堂角落，胸前的塑料勋章在昏暗光线下闪着诡异的红光，嘴角噙着一丝心满意足的冷笑。
夜晚成了真正的地狱。尼古拉蜷缩在书店后的小屋里，煤油灯的火苗被无形的寒气压得只剩一点绿幽幽的鬼火。窗外，不再是寂静。是整齐划一的、踏在冻雪上的“咔哒”声，由远及近，越来越响，如同无数具生锈的机器在行进。他颤抖着掀开窗帘一角——
马路上，一支“军队”在游行。
不是活人。是幽灵。
他们穿着《祖国之光》里那种廉价、崭新得刺眼的红军制服，肩章闪着塑料的光泽，步枪是轻飘飘的道具木头。他们的脸，在惨淡的月光下呈现出一种诡异的“银幕感”——五官像是用劣质颜料直接画上去的，僵硬、模糊，嘴角永远保持着电影海报上那种亢奋的、空洞的微笑。最恐怖的是他们的眼睛：没有瞳孔，只有一片平滑的、反着蓝光的塑料片，像劣质摄影棚的蓝幕抠像背景。他们踏着僵硬、精确到毫秒的步伐，发出“咔哒、咔哒”的金属摩擦声，每踏一步，冻雪上就留下一个冒着寒气的、散发着廉价油彩味的脚印。他们高举着步枪，用一种电子合成的、毫无起伏的单调嗓音齐声呼喊，正是电影里那句荒谬的台词：“为了斯拉夫母亲的面包和盐！冲啊！差评者必死！”声音不大，却像冰锥直接凿进人的骨髓。尼古拉认出，队伍最前面那个扛着“旗帜”（一块印着巨大“祖国之光”logo的破布）的幽灵，身形轮廓分明是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那个缺门牙的老矿工！他枯瘦的脖子以一个不可能的角度歪着，脸上凝固着电影里主角“伊万”那种英雄式的、却无比虚假的笑容。
“安娜！”尼古拉想喊，喉咙却被恐惧冻住。他眼睁睁看着“米哈伊尔”的幽灵队伍停在了他家窗户下。所有塑料片眼睛齐刷刷转向他。那个“米哈伊尔”幽灵抬起木头步枪，枪口直指尼古拉的脸。没有瞳孔的眼睛里，蓝光骤然亮起，像劣质摄影棚的追光灯。尼古拉脑中轰然炸响米哈伊尔生前的声音，却扭曲成了电子合成的广播腔：“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您在‘十月’影院的亵渎言论，已被爱国忠诚度系统记录！差评者必须净化！购买电影票！十张！否则……” 话音未落，一股刺骨的、混杂着伏尔加格勒废墟尘土和摄影棚廉价松香的寒气猛地从门缝、窗缝、甚至墙壁的砖缝里钻进来，像无数冰针扎进皮肤。尼古拉眼前一黑，仿佛被拖回了斯大林格勒的寒冬战壕，只是这一次，冻僵他的不是真实的严寒，而是被资本打包贩卖后、变得无比廉价和冰冷的“爱国”本身。他瘫倒在地，最后一丝意识里，只看到煤油灯的绿火苗被那股寒气压灭，黑暗中，幽灵们整齐的“咔哒”声和电子合成的“冲啊！”声，如同永不停歇的丧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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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在高烧和噩梦中挣扎了三天。安娜用雪水和草药为他擦身，自己却瘦得脱了形，眼神空洞，只会机械地重复：“……八百……爸爸……值得……” 书店的门被迫关了。第四天清晨，烧退了些，尼古拉裹着所有能找到的破毯子，像一具刚从冻土里刨出来的尸体，摇摇晃晃地走向伏尔加格勒市中心的“红星”大楼——德米特里·彼得罗维奇·科兹洛夫的制片公司“祖国之光影业”就盘踞在那里。大楼是座新盖的、亮得刺眼的玻璃盒子，矗立在一片灰扑扑的斯大林式老建筑中间，像一颗镶在冻疮上的钻石。门口停着锃亮的轿车，穿着貂皮大衣的男女进进出出，与街上裹着破毯子排队买面包的人流形成地狱与天堂的割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