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林山，初中毕业就离开了那个叫云雾村的小山村。那年我十六岁，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里面装着母亲熬夜烙的五个饼子和两件换洗衣服。父亲站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

这一走，就是十年。

十年里，我在沿海城市的电子厂流水线上装过零件，在建筑工地搬过砖，最后在一家服装厂稳定下来。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每月挣三千块钱，寄回家两千五。我知道，父母用这些钱修补了漏雨的屋顶，还了欠亲戚的债。

我以为生活就这样平淡地过下去了，直到工厂倒闭。

那是2015年的冬天，老板跑路，我和三百多个工友在工厂门口守了三天三夜，最后只拿到每人八百块的“遣散费”。我揣着那点钱，在城中村租了个月租三百的地下室，买了一辆二手电动车，开始送外卖。

日子比在工厂时更苦，但自由些。我常常在深夜穿行在城市的大街小巷，看霓虹闪烁，看高楼林立。这个城市很美，但没有一片立锥之地属于我。我只是个过客，一个随时可能消失的影子。

遇见小雨那晚，是2016年4月12日，我记得很清楚。

那晚下着小雨——后来她告诉我，她叫夏雨，出生那天也下着雨。我正送完最后一单，准备回出租屋休息。路过城西一处僻静的公园时，听到了女人的哭喊声。

我把电动车停在路边，悄悄走过去。昏暗的路灯下，三个男人正撕扯一个女孩的衣服。女孩的嘴被捂着，只能发出呜呜的声音。旁边停着三辆豪车，在雨中闪着冰冷的光。

“住手！”我喊了一声。

三个男人转过头，满脸通红，浑身酒气。其中一人穿着名牌西装，但领带歪在一边；另一个剃着平头，脖子上有纹身；第三个最年轻，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手上戴着块闪闪发亮的表。

“滚开，乡巴佬。”穿西装的男人朝我挥挥手，像赶苍蝇一样。

我没有走。十年前离开村子时，父亲最后说的一句话是：“山子，出去要堂堂正正做人。”这句话我记了十年。

我冲上去，推开了压在女孩身上的男人。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得很快，三个醉汉围了上来。我在建筑工地干过五年，力气比常人大，但他们有三个人。我的鼻子被打出血，肋骨疼得要命，但我抓住一个机会，捡起了路边一块砖头。

恐惧让我的手臂充满力量。我砸中了平头男的肩膀，他惨叫一声倒在地上。另外两人愣神的瞬间，我用尽全力撞向穿西装的男人，他踉跄着后退，头撞在车门上，昏了过去。最年轻的那个见状，居然转身就跑，跌跌撞撞消失在夜色中。

我喘着粗气，走到女孩身边。她蜷缩在地上，衣服被撕破，浑身发抖。我脱下自己的外套披在她身上。

“谢谢...谢谢你...”她哭着说。

“能站起来吗？我送你去医院。”

她摇摇头，紧紧抓着我的外套：“不用，我没事...你能送我回学校吗？我是师大的学生。”

我把她扶上我的电动车后座。雨还在下，我把唯一的雨衣给了她。去师大的路上，她一直沉默。到了校门口，她要了我的微信。

“我叫夏雨，大四，学中文的。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你。”她说。

我摆摆手：“不用谢，早点休息。”

回到出租屋已经是凌晨三点。我检查了一下伤，肋骨处青了一大片，鼻子还在渗血。我用冷水洗了把脸，倒头就睡。那晚我做了个梦，梦见了云雾村，梦见了父母站在老槐树下对我笑。

第二天早上七点，我被猛烈的敲门声惊醒。打开门，四个警察冲了进来。

“林山是吧？你涉嫌危害公共安全罪，跟我们走一趟。”

我还没反应过来，手铐已经铐在了手腕上。我被推进警车，带到派出所。接下来的十二个小时是我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

审讯室里，我被反复问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昨晚在城西公园袭击三名市民。我说了事情的经过，说他们在强奸一个女孩，我只是见义勇为。

“那个女孩呢？”我问。

审问的警察冷笑：“什么女孩？现场只有你和三名受害者。他们说你无缘无故用砖头袭击他们，有两个人现在还在医院。”

我愣住了，然后明白了。那三个人不简单，他们颠倒黑白，把我变成了施暴者。

“我要见那个女孩，她可以作证！”我大喊。

回答我的是一记耳光，接着是拳打脚踢。三个警察围着我打，专挑不会留下明显伤痕的地方下手。我的腹部、后背、大腿，疼痛像火一样烧遍全身。

“老实点！你袭击的是市长的儿子、公安局长的儿子和恒达地产的公子！知道惹了多大的祸吗？”

他们让我看了照片，我终于明白了，那个穿西装的是市长儿子，平头是公安局长的儿子，最年轻的那个是地产商的儿子。在这个城市，他们就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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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关进拘留所。三天后，父母从老家赶来。隔着玻璃，我看到母亲哭得几乎晕倒，父亲一夜之间白了头发。他们拿出所有积蓄，请了律师，但律师见了我一面就摇头。

“对方势力太大，你认罪吧，还能判轻点。”

开庭那天，法庭旁听席上坐着那三个人的家属，他们衣着光鲜，眼神冷漠。我的父母坐在最后一排，像两个误入宫殿的乞丐。所谓的“证据”一件件呈上：公园附近的监控“恰好”坏了，三个“受害者”的伤情鉴定，以及一份我“承认罪行”的笔录——那是我在昏迷状态下被按的手印。

而小雨，我后来才知道，自古官匪一家，她被学校禁足了。

法官宣判：林山犯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母亲当场晕倒。父亲想冲上来，被法警拦住。我被戴上手铐押走时，回头看了他们最后一眼。父亲站在那儿，背脊挺得笔直，但眼中有什么东西碎了。我知道，那是他一生坚守的信念。

入狱后第一个月，我收到了小雨的信。她说她能出学校后，第一时间去找了警察，但没人理她；她去信访办，被赶了出来；她甚至尝试联系媒体，但所有采访请求都石沉大海。信的末尾，她说：“林山哥，我会等你出来，我一定要还你清白。”

我把信撕了。清白？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人生来就戴着枷锁，而有些人，生来就是制定规则的人。

入狱第三个月，狱警叫我出去，说有家属探望。我以为是父母，但来的是小雨。她瘦了，眼睛红肿，但看见我时还是努力笑了笑。

“林山哥，我给你带了些吃的。”她把一个塑料袋推过来，里面是饼干、方便面，还有两本书。

“以后别来了。”我说。

“不，我会经常来的。我毕业了，在报社找到工作，虽然只是实习，但我会继续调查...”

“我说别来了！”我提高声音，“你还不明白吗？你帮不了我，只会害了你自己！”

她咬着嘴唇，眼泪掉下来：“可是你救了我...”

“那是我多管闲事。”我冷冷地说，起身离开会见室。转身的瞬间，我看见她趴在玻璃上，肩膀抽动。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但我知道，我必须推开她，我不想她摊上浑水。那些人不会放过我，也不会放过任何帮我的人。

入狱第八个月，一个平常的下午，我被叫到监狱长办公室。办公室里有三个陌生人，穿着便衣，但一眼就能看出是警察。

“林山，你父母出车祸了。”其中一人说，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什么...车祸？”

“水泥罐车失控，撞上了你家的三轮车。当场死亡。”他递过来几张照片。照片上，那辆父母用了二十多年的三轮车被压成铁片，旁边有两具盖着白布的尸体，白布边缘渗出暗红色的血。

我盯着照片，一动不动。时间仿佛停止了，世界失去声音，失去颜色。然后，一股炽热的液体涌上喉咙，我“哇”地吐出一口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