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低品级的官员取代吏员，是朱由检早已确定的策略。他想用这些流官，改变地方权力被胥吏和大族把持的情况。

不仅教职要改为品官，朱由检还打算在县级增设法官，和府里的推官一样，负责司法监察工作。

卫尉署在县级也要有官员，负责地方治安和军事工作。

正好孙传庭上了一封奏疏，朱由检命司礼监秉笔太监高时明取出，在朝堂上宣读。

这封奏疏，是孙传庭为了安排陕西武道大会的优胜人员而上的。

鉴于如今的陕西盗匪遍地、匪患多发，孙传庭建议在陕西增设官吏，负责捕盗工作。

正好朱由检推动朝廷把吏员和八九品官员的任命权限下放，在陕西试点，由布政司、按察司四品以上官员推举，吏政厅负责人提交给吏部。

教谕再怎么说也是文官，而且有很多教职出身的名臣。这些教职被定为品官，他们勉强能接受。县尉却实打实地就是武官，让他们很看不惯。不愿把地方的权力，和他们看不起的武人分享。

“所以朕前些日子把八九品官员任命权力下放，增加低品级官员。”

这是地方治理制度的一大改变，比朝堂上官员之前担心的事情还可怕。许多不愿改变的官员，顿时纷纷劝谏，劝皇帝收回此议。

“朝廷举行朝会集议，县里面的官员，也要至少每月集议一次，商议县中事务。并且由教谕做记录，呈报给上级观看。”

“如果执行得好，再向其它地方推广。”

“难道你们这些高坐在朝堂上的官员，比他还了解地方情况吗？”

这下很多举人顿时不争论了，知道增设县官的提议是否能通过，才是关系到他们所有人的大问题。

把这件事情定下后，朱由检结束了朝会。回去就唤来京报的负责人和编辑人员，让他们按自己的指示写稿件：

他们的理由多种多样，说得最多的就是天下纷乱，应该以稳定为要。不能在这个时候，擅动县级官员。

这代表着重制礼乐就是由他负责，而且要在他的弟子手中，一点一点推进。

所以大明的士子，大部分是只通一经，对其它四经不怎么了解。会试阅卷也要分房，每一经有多少房、拥有多少录取名额，都要在考试前确定。

尤其是陕西那边的赋税在去年就被皇帝给免了，如今增设官员，从哪里掏出钱来。

朱由检深知这些事情，没想过设立县尉的事情能被轻易通过。所以他把这件事，和教职提升为品官一起提出。

这个人前两天被他安排绘制《清明上河图》，朱由检当然要提供支持，让他的名气更大点。这样后世的子孙想卖书画的时候，也能更值点钱。

下第举人乞求教职的事情，嘉靖年间就出现了。万历二十三年会试后，甚至出现了七百多名下第举人乞恩就教的场面。

朝堂上的大臣听到皇帝不仅要把教谕提升为品官，还要增设县尉，反对的人一下多了起来。

把自己的规划全盘托出，朱由检道：

“今后县里面的事务，知县掌握全局，县丞辅佐知县，法官负责刑名，主簿负责钱粮，县尉负责治安，教谕负责教化。”

所以综合考虑之后，朱由检点了董其昌为明书科主考官，让他主持这一科，确定各种规范。

知县纵然拥有全局事务处理权，但是在具体的事情上，要和其他分管的官员商议。这样就降低了知县胡作非为的可能性，让地方权力分配更合理。

“考什么、怎么考，都由先生决断。”

“要为重制礼乐，选拔些合适的人才。”

至于刘宗周主持的明经科，准备起来要简单些。因为大明的科举内容，就是四书五经。只是四书是必修课、五经是选修课，在乡试和会试中，士子需要选择一经作为本经。乡试的五经魁称呼，就是由此而来。

二十七日一早，已经渐渐有了读报习惯的京城人，便看到了头版头条的增设恩科，以及旁边的增设县级官员消息。

“发生那样的事，知县就不合格，要对其予以训戒，甚至降职罢官。”

这让他的心情，如何能够高兴？他所丢失的机缘，远远不是一个主考官那么简单。

“万不能出现知县和幕僚私下决定事务，其他官员却丝毫不知的情况。”

即使孙传庭和袁枢在奏疏中提出，让朝廷派遣武进士担任县尉也一样。在他们看来所谓的武进士，也是属于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