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台的地方离顺子家不远，蹬着三轮回去，也就十几分钟的路程。这条街叫尚艺路，省上和市上有不少文艺团体都集中在这条路上。要不然，顺子也不会终生选择了装台这职业。

顺子家还算是尚艺路的老门户。据说上世纪五十年代，这里还是枪毙人的地方，到处都是没人认领的乱葬坟。一些文艺团体从延安军转下来，就圈了成片的地，盖了成片的房子，慢慢就形成了尚艺路这条街道。而顺子的爷爷，原来是在城墙里面住的高门大户，西京解放的时候，他太爷因为窝藏国民党的要员，被镇压了，据说也枪毙在这块乱葬坟里，当时也没人敢收尸，家产也让没收了，他们就从城里出来，在这里做了菜农。顺子爷爷是个精明的生意人，就倒腾瓜果蔬菜，还是把家倒腾发了，死时给儿子留下了好几万块钱，不过不是存在银行里，而是悄悄用油布包了，塞在尿桶底的夹层里，才没被人发现。但自己却一直活得跟“吊颈鬼”一样的寒酸。改革开放初，尚艺路第一个盖起小洋楼的人，就是顺子他爹。顺子他爹有三个儿子，顺子是老幺。那栋小洋楼在顺子爹还没死的时候，就让顺子他大哥、二哥败葬完了。大哥赌博，二哥抽大烟，房完了，二哥福子也被大烟抽死了。但大哥刁大军一直还在赌，赌就是他的职业，整整赌了三十多年，在这个行当里，真正是门门清，门门精，可再精明还是把家败完了，连老婆都被人拐走了。那段时间，刁大军称之为他的“革命低潮时期”，他一直租住在一个连路灯都没有的破筒子楼里，十天半月能回去睡半晚上，其余时间基本都战斗在西京城的各个场子上，据说，中途还被讨债的，拉到长安县活埋了一次。可十年前，刁大军的“革命高潮时期”终于来临了，也不知咋的，手就红得闭起眼睛都揭“炸弹”，几乎场场赌，场场赢，以至于都没人敢跟他一起玩了。再后来，他就去了澳门，当“职业赌博家”去了。

顺子现在这点房产，是他在十几年前一点点盘下来的，那时他还在贩菜，每天早上三点爬起来，蹬着三轮出城，到菜地把新鲜蔬菜低价买回来，然后在尚艺路加价卖出去。眼看家里那栋小洋楼，被他大哥、二哥败葬掉了，他就多了个心眼，早早动手，用倒腾蔬菜的钱，给自己置了这点房产。这房是个小二层，当时很便宜，没有门面，四周都被别的楼房挡着。他一直也想加一两层，可别人先盖上去了，那空间就成人家的了，你再动，不是遮了别人的窗户，就是挡了别人的阳台，都难说话得很。他也没时间跟人闹腾，加之钱也不凑手，就先放下了。

现在楼上住着两个女子，一个是大女儿菊花，一个是二女儿韩梅。大女儿是他和第一个老婆生的，二女儿韩梅是随着第二个老婆带过来的。韩梅前年考上商洛学院，除了放寒暑假，基本不回来。楼上其实就住着菊花一个人。菊花快三十岁了，一直嫁不出去，一来人也长得丑些，随了他的相貌，脸上到处都显得有些扁平，菊花也花钱修理过几次，可到底还是底板弱了些，加之钱少，只能是小修小补，尖额头咋都拉不宽展，短下巴也神不长，那钱也就越看越花得有些冤枉了。二来菊花脾气万怪，谁也摸不透，前几年还能与人相处，这几年连他这个亲生父亲也处不到一块儿了，动不动就摔东西，就骂人，连亲爹都不当一回事了，还有谁能说得下呢。跟蔡素芬结婚的事，他是提前给菊花打了招呼的，那天，菊花跟他要钱，说是要买手机，他本来不想给，手机好好的，偏说现在流行苹果了，她这个老款的，已经拿不出手了。他本来想说她几句，可毕竟有事要求着女儿，就咬着牙，给了她几千块，并顺便把蔡素芬的事，半遮半掩地说了一下。他见菊花眼睛一愣，凶了一句：“你没病吧。”噎得他半天说不出话来。好在菊花还有后边一串话：“你哪怕再娶十个，跟我有啥关系，你只要养得活。”说完就再没跟他搭过腔。这边素芬又催得紧，他就稀里糊涂把人接回来了。没想到，一接回来，这锅就炸了，昨晚闹腾半夜，今天还不知又闹出了啥新花样，弄得他把三轮蹬到门口，连腿都软得有些下不来了。

顺子轻轻推开门，见满院子都是从楼上扔下来砸碎了的花盆、碗碟和瓶瓶罐罐，连菊花最喜欢的光屁股大卫石膏像，都摔成了八瓣，那段没有遮住的下体，端直飞在了一蓬也被砸损了口面的仙人掌花盆里。

顺子一进院子，就听见蔡素芬在哭。他一眼看见院子中间摔碎了一个瓷碗，两个荷包蛋，还有几截泡涨的麻花飞溅得到处都是。他先看了看楼上，好像已经没啥动静了，菊花的房门关着。说实话，这个世界上，现在他最害怕的就是女儿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已经不记得了，反正是越来越害怕，有时一听到楼上摔东西，他的头发就直往起竖，好在他在家的时候极少，一年四季，不分昼夜地跟舞台打了交道，家，反倒成了旅馆。女儿菊花，倒更像是开旅馆的老板娘。

他轻轻推开门，见蔡素芬正趴在床上抽搐，走近一看，半个枕头都是湿的。那条狗卧在墙角，仍独自舔着它的那只断腿，见顺子回来，才一瘸一拐地跑过来，前后跟着乱蹿起来。

“咋了？”顺子问。

素芬仍只是哭，不搭话。

顺子坐了下来，用手扳了扳素芬的身子，素芬就哭得越发伤心了。

“咋了吗？”

“你问你女儿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