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笑，却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落了下来，稳稳地扎了根。

我站起来，抓起椅背上的包，“我现在就去练习室。”

他没拦我，只是跟在我身后一起往走廊尽头走。电梯门打开时，我听见他说：“别想着完美。你只要让听众觉得，这首歌是为他们写的就行。”

我点点头，走进练习室，反手关上门。

房间不大，四面白墙，中央立着一支立式麦克风，旁边是音响和调音台。我把包放在角落的椅子上，打开电脑，调出原来的伴奏文件。屏幕亮起的瞬间，我盯着进度条看了几秒，然后按下播放。

前奏响起，我闭上眼，等节奏铺开。

可刚准备开口，又停住了。

不对。这样不行。

我暂停音乐，起身走到白板前，拿起记号笔，在上面写下三首歌的名字。第一首是《菜市场》，那是我很久前录的一个片段，一位摊主阿姨一边剁肉一边哼的老歌，后来被我改成了民谣风格。第二首是《地铁口》，写的是那个在街头弹吉他的学生，词是我根据他断断续续讲的故事拼起来的。第三首还没名字，只有一段旋律，是我某天下班路上，在桥洞下听到一个流浪歌手唱的调子，后来自己补了词。

这三首歌，都不是为了比赛写的，也不是为了红。它们只是存在过，像街角的一盏灯，照亮过某个瞬间。

我把第一首的伴奏重新导入，调低弦乐部分，突出人声和木吉他。然后试唱了一遍，录下来，再回放。

高音有点飘，尾音收得太急。我皱眉，重来。

第二遍，我把呼吸节奏放慢，刻意压低胸腔共鸣。唱到“她切着肉，笑着流泪”那句时，我停下来，反复听这一段。

还不够痛。那种笑着忍住委屈的感觉，还没出来。

我摘下耳机，走到镜子前，看着自己。不是看妆容，也不是看打扮，是看表情。唱歌的人如果自己都不信，听众怎么会信？

我闭上眼，想起那天下午，阳光照在案板上，油渍斑斑的围裙，她一边擦汗一边说：“我老公走了八年，可我还爱听这首歌，因为它是我们定情的曲子。”

我睁开眼，再唱。

这一次，声音低了些，但更沉。唱到那句时，我没有刻意加重情绪，而是让它自然流出来。像水，而不是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