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问题他能答，却不可以答。

他只能言辞含糊敷衍一番：“殿下，臣诠才末学，浅尝答殿下问。”

“君之不义，乃是上背于天，下虐于民，道之弃也。”

“但殿下仁孝至善，心怀苍生，又有众正盈朝，乃有大兴之相，岂会重演不虞之事？”

朱翊钧不由向高仪投向征询的目光。

高仪本是老神在在，事不关己，但此时迎上这道目光，却也不得不答话。

他站起身斟酌了一下，答道：“殿下，日讲课业繁多，时日有限，不妨先诵记下来，等到开经筵时，再听诸学士剖析经典。”

日讲就算了，经筵就至少得高拱或者张居正出面了，届时他高仪是不想干这活计了。

朱翊钧哦了一声，从善如流地点了点头。

余有丁擦了擦额头冷汗，归了班列。

后面几位讲官陆续出列进讲，内容上都大同小异，朱翊钧也真没再发问。

他面上装作认真听讲，心中则回想着，他提起高拱时高仪方才的反应，再度排除了是高拱授意警告他的可能。

那就只剩张居正了！

他尝试揣度张居正的心思与态度。

朱翊钧知道，张居正不能说是一个政客，应该说是一名出色的政治家，他的一举一动，必然是为了他的政治理念而服务。

那么，张居正的政治理念是什么？

是要匡扶社稷，中兴国邦，让大明再次伟大。

即便这位十五岁中举，二十三岁高中进士的神童天才，有着超乎常人的城府与内敛，却也从来不会隐藏自己的政治理念。

嘉靖二十八年，刚入官场的张居正便阐明了自己心志，一道《论时政疏》直达天听。

列举了他认为大明朝最迫切的问题，涉及宗室贵族、吏治选拔、官场风气、地方军备与财政危机。

可惜的是，这道奏疏对彼时的朝局而言，有些曲高和寡。

嘉靖皇帝一心寻仙问道，对治国理政没什么兴趣，内阁斗争激烈，根本无暇他顾。

加之他人微言轻，这封奏疏自然毫不意外地石沉大海。

从此之后他便闭口不言，除了给嘉靖皇帝写写贺表之外，再未上疏点评过时局。

即便心中苦闷，也至多写文章的时候感慨一句“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

他放弃了么？当然不是，所谓内抱不群，外欲浑迹，相机而动，是他的真实写照。

嘉靖四十三年，张居正赌上政治生涯，押注先帝必然继位，由老师徐阶举荐，进了裕王府侍讲侍读。

他当然赌赢了，收获当然也很丰厚，张居正就是靠着这份资历，一举进入了内阁！

在新君继位后，也就是隆庆二年，他终于递上了政治生涯中，第二份宣言——《陈六事疏》。

这一次，是内阁辅臣的身份，声如洪钟。

开篇明义便说大明快完了，也就是所谓“天下有积重难反之几”，而后再度深切时弊，阐明革故鼎新之必要。

但，先帝隆庆皇帝同样没放在心上，只回了一句知道了，并无后续。

那么，两度失败之后，张居正会是什么心态？

朱翊钧指节敲着桌案，看着《太甲》一文，怔怔出神。

他是终于放弃贤臣明君的期望，想要做伊尹吗？

难道在想，皇帝救不了大明朝，我自为之？

历史上，张居正日后所说的那一句“我非相，乃摄也”，是对新政后成果的欣慰，还是迈出这一步无奈的喟叹？

张居正哪怕上疏致仕，也是说“稽首归政”，显然知道大政尽握于他手，必然也知道他这样做不会有好下场。

所以，他是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想做这个常务副皇帝？

那这篇《太甲》，是跟自己一次隐晦的交涉？他看出自己有揽权的迹象了？

还是对变法的政治宣言，向有心靠拢之辈表明心志？

朱翊钧只觉得，这样的聪明人，真让人万分头疼。

这位大明神童，还未出场过招，一篇《太甲》就已经让自己心神动摇，慌乱如麻。

“殿下，今日就先到这里吧。”

高仪将朱翊钧的思绪拉了回来。

朱翊钧这才发现，日讲已经结束了，他连忙回礼：“诸位先生辛苦了。”

高仪恭敬道：“还请殿下回宫后好生温习课业，明日再检讨殿下记诵。”

这就是课后作业了。

交待一番后，高仪便逃也似地告退，离开了东偏殿。

朱翊钧看着高仪的背影，暗自摇了摇头，这位内阁辅臣总以为自己能置身事外，即便是各方都对他赶鸭子上架，他仍然抱有侥幸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