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湾县第三实验小学，这个名字像一枚生锈的钉子，扎在李娟记忆的角落里。

那曾是他们这些“实验小学”本校生口中不屑一提的分校，是教学质量和生源都差一截的“二等公民”。

赵小兰，不，是赵小梅，竟然去了那里。

从一个被所有人期待着能考上清华北大的优等生，到一个乡镇小学的普通教师。

这中间隔着的，是怎样深不见底的鸿沟？

李娟几乎是立刻就行动起来。

她没有直接打电话，这个年代，贸然的电话只会被当成骚扰。

她通过县城教育系统的朋友，辗转要到了第三实验小学校长的手机号。

电话接通时，那头传来一个疲惫而警惕的声音。

李娟报上自己的身份和来意，尽量让语气显得诚恳而无害。

“赵小梅老师？”校长的声音里透出一丝意外，随即转为一种复杂的感慨，“哦，你说她啊……她是个好老师，就是……太独了。”

据校长断断续续的描述，三年前的一个雨天，赵小梅一个人背着个半旧的帆布包，徒步走了三十多里山路，出现在他办公室门口，浑身湿透，像一棵被暴雨打蔫的秧苗。

她来应聘一个没人愿意干的代课老师岗。

当时学校缺人，校长几乎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

赵小梅只提了一个要求，一个在如今的乡镇教育环境里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的、天真的要求：“校长，我可以不要任何绩效奖励，工资按最低标准发就行。但我教的班，能不能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评比，也请您跟家长们说好，我这里不收任何东西。”

这要求与其说是清高，不如说是一种决绝的自我放逐。

她像一个逃兵，主动选择了一片不会再有战火的荒原，甘愿被所有人遗忘。

“她几乎不跟同事来往，没课的时候就待在宿舍里，或者去后山看那些野花。”校长叹了口气，“我们都觉得她有心事，可谁也问不出来。就像个玻璃人，看着透明，其实谁也走不进去。”

李娟的心一点点沉下去。她拜托校长转交一封信。

三天后，信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通过同城快递，邮费到付。

信封的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力道很轻，却像刀刻一般清晰：

“别找我，我已经不是那个会哭着写检讨的孩子了。”

当晚，院子里只有虫鸣。

李娟坐在陈景明身边，将这句话一个字一个字地在他手心写下。

陈景明安静地“听”着，面无表情。

他那张因失明而显得格外平静的脸上，看不出任何波澜。

长久的沉默后，他忽然抬起手，朝李娟的方向摸索着，示意要纸笔。

李娟把那台特制的盲文打字机推到他面前。

“咔嗒——咔——咔嗒嗒——”

金属撞击纸张的清脆声在夜色中格外响亮，像在敲打着某种坚硬而冰冷的宿命。

片刻后，一张窄窄的纸条从机器里吐了出来。

李娟拿起纸条，借着手机屏幕的光看清了上面的凸点。

她辨认了许久，终于读懂了那句话。

“告诉她，狗剩现在也怕考试——但不再逃了。”

狗剩。

这个早已被尘封在童年里的乳名，像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另一扇门。

李娟明白，这不是劝说，而是一次身份的对等。

你不再是那个哭着写检讨的孩子，我也早已不是那个无所不能的陈景明。

我们都是被考试吓破了胆的幸存者。

这一次，李娟没有再写信。她联系了孙建国团队里的社工小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