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六年的春天，似乎来得格外迟缓。南京城内的政治空气，如同秦淮河上终年不散的薄霭，凝重而莫测。然而，在教育部那栋西式风格主楼的一间会议室内，一场将深刻影响中国医学教育乃至千万女性命运的讨论，正悄然进入最关键的时刻。

厚重的橡木长桌旁，围坐着十数位官员、学者和特邀专家。空气里弥漫着茶香、烟丝味，以及一种无形的张力。桌面上，散放着数份文件，其中一份标题为《咨请修订医学教育规程，明定女子医学教育地位及规范案》的议案，尤为醒目。议案附件中，详细列举了近年来各地女子医学教育的现状、成绩、社会需求，并附有上海、北平、广州等地女子医学校及医院附设女子部的调查报告，其中，博济医院“中西医结合女科”的实践总结与数据，占据了相当篇幅。

会议的主持者是教育部一位主管高等教育的徐姓参事，他扶了扶金丝眼镜，环视全场：“诸君，今日之议，关乎医学教育百年大计，亦关乎社会开化之进程。女子学医，自清末民初即有零星尝试，然始终未获国家明令，处于自发自为、或依傍教会之状态。近年呼声渐高，实践亦多，利弊得失，亟待厘清，以定国策。请诸位畅所欲言。”

话音刚落，一位身着藏青长袍、面容清癯的老者便开了口，他是来自北方某着名中医学院的院长，声音沉稳却带着明显的保留：“医学之道，精深微妙，非有绝伦之精力、坚韧之心志不可为。女子体魄、心性，是否普遍适宜此道？再者，男女同校学医，于解剖、实习诸课，多有不便，易生流弊。历代医术传承，虽有如鲍姑、张小娘子等女中良医，究属凤毛麟角，且多为家传或师授。以国家之力，广开女子学医之门，是否必要？是否稳妥？”

他的观点，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传统医学界乃至社会保守势力的担忧。

立刻便有人反驳。发言的是金陵大学医学院的一位教授，曾留学德国，思想开明：“王院长所虑，乃因袭旧见。现代医学教育，重在科学训练与规范养成，与体力关系已不如传统医学那般密切。女子心细、专注、富于同情，于内科、儿科、妇产科等科，反或有独特优势。至于不便，可设女子部或女子医学院，单独施教，即可解决。欧美各国，女子学医行医者，早已寻常。我国欲建设现代国家，国民健康系于一半人口之母体健康，岂能忽视女子医学人才之培养？”

支持与反对的意见相继抛出，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女子学医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如何规范”上。支持者多举上海、北平等地女子医学校的成绩为例，强调社会需求与女性解放的意义；反对者则忧心传统、顾虑风化、质疑教学质量。

这时，徐参事将目光投向坐在长桌一侧、始终安静聆听的陈婉如。她是此次会议中，唯一一位以临床实践者身份被特邀与会的女医师。

“陈婉如医师，”徐参事点名道，“你主持博济女科多年，亲历女子医学教育与实践之一线。对此议题，想必有深切体会。可否请你谈谈？”

所有目光瞬间聚焦在陈婉如身上。她今日穿着一身浅灰色格纹旗袍，外罩米色开衫，打扮素雅而知性。面对这些决定政策走向的官员与学界泰斗，她神色平静，缓缓站起身。

“感谢徐参事，感谢诸位先生给予发言机会。”她的声音清晰平和，却带着一种经过千锤百炼的坚定，“我并非教育行政专家，仅从一名临床医者、一名女子医学教育亲历者的角度，汇报几点粗浅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