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关于‘必要性’。”她略作停顿,目光扫过众人,“博济女科近十年接诊患者逾数万,其中因各种原因延误治疗、乃至酿成不可挽回悲剧者,相当一部分根源在于,她们无法在患病初期,找到一个让其感到安全、被理解、敢于详尽描述病情的就医环境。许多妇科隐疾,患者宁求神佛、服偏方,也不愿对男医者直言。这不是男医者医术不高,而是千年礼俗与社会心理使然。培养女医者,并非要取代男医,而是为这半数国民,提供多一种至关重要的、符合其心理与文化习惯的医疗选择。此乃保障国民健康、尤其是妇孺健康之切实需要,亦是文明社会应为之举。”
她引用了博济女科早期宣教和后来“健康关怀日”筛查中发现早期病例的数据,说明女医者在接触和发现女性患者隐疾方面的优势。
“其次,关于‘可行性’。”陈婉如继续道,语气更加沉稳,“博济女子部自创立以来,已招收六届学生,毕业四届。她们中,有的在各大医院成为骨干,有的深入城乡开办诊所,有的继续深造。以我亲身教学所见,女子在医学学习上,其刻苦、专注、细致,丝毫不逊于男子。至于解剖、外科等课程,只要管理得当、分班教学,并无不可克服之障碍。关键不在于性别,而在于是否有科学严谨的教育体系与选拔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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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简要介绍了博济女子部的课程设置、考核方式以及毕业生的去向与成就,包括林秋月在皖南山区的工作,用事实说话。
“再者,关于‘如何规范’。”陈婉如提出了核心建议,“当前各地女子医学教育,或附设于医院,或由私人创办,或依赖教会,标准不一,良莠不齐。长此以往,恐损及女子学医之声誉与发展。因此,国家将女子医学教育正式纳入体系,加以规范,实乃当务之急。具体而言,学生可考虑:第一,于现有国立、省立医学院校中,普遍设立女子部,制定统一的入学标准、课程要求、实习规范与毕业资格;第二,鼓励社会力量创办女子医学院或护士学校,但须符合国家规定之基本办学条件,并接受督导;第三,在医师资格考试与执业登记中,对男女医者一视同仁,唯才是举;第四,建议在卫生行政与医学研究机构中,为女医者提供平等之发展机会。”
她的建议条理清晰,既有原则性,又有可操作性,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
“最后,”陈婉如的声音微微提高,带着一种深沉的情感,“女子学医,其意义超越医学本身。它意味着女性得以凭借专业知识与技能,获得经济独立与社会尊重;意味着更多家庭能够从健康的母亲和女儿身上受益;意味着‘女子无力便是德’的陈旧观念,将被‘女子有才亦可济世’的新风所取代。这不仅是医学教育的进步,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国家若能于此际,果断明定章程,开创风气,其功绩,必将惠及当代,泽被后世。”
言毕,她微微鞠躬,坐下。会议室里一片寂静,只有窗外隐约传来的市声。许多人陷入了沉思。陈婉如的发言,没有激昂的口号,却以实实在在的数据、案例和逻辑,层层推进,有力地回应了各方的疑虑,并勾勒出了一幅可行的蓝图。
徐参事沉吟良久,缓缓道:“陈医师所言,情理兼备,数据翔实,所提建议,亦颇中肯綮。女子学医,确系时代之需,国情之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