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了想，补充道：“还有，把永昌建材这些年所有中标项目的清单整理出来。我要看看，哪些领导批的项目，必须用他们的钢材。”

“您这是要……”

“查账。”沈墨眼神冷峻，“四十年的账，一笔一笔算清楚。”

车驶入省委大院时，许半夏打来电话。

“墨，我找到了一样东西。”她的声音很轻，像怕人听见，“在爸爸的遗物里，有一本1979年的工作笔记。里面夹着一张收据——孙振国当年收了你父亲三百块钱，说是‘帮忙疏通关系，让水库项目尽快开工’。”

沈墨的心跳漏了一拍。

“但后面还有一行小字，”许半夏继续，“是你父亲写的：‘振国兄把钱退回来了，说不用。他说，这是为了永川百姓，不是为了钱。’”

所以孙振国曾经清廉过。曾经是父亲信任的战友，曾经说过“为了永川百姓”。

是什么让他变了？

“笔记里还提到一件事。”许半夏说，“1980年春天，孙振国的妻子得了怪病，全身溃烂，医院治不好。后来突然就好了，说是找到了‘民间偏方’。但你父亲怀疑……是有人用这个要挟了他。”

沈墨明白了。妻子是软肋。就像霍夫曼用顾晓梦的母亲要挟她，用沈墨的家人要挟他。

“园丁长”系统最恶毒的地方，不是腐蚀好人，是找到好人的软肋，逼他们变成坏人。

“半夏，你把这些证据保管好。”沈墨说，“下午我要去见孙振国。”

“太危险了！他既然约你单独见面……”

“正因为他约我单独见面，才说明他不想把事情闹大。”沈墨安慰她，“放心，我有分寸。”

挂了电话，车也停了。

沈墨看着眼前的省委大楼，这座他父亲曾经工作过的地方，这座他如今执掌的地方。

下午三点，北京。

他要面对的，不仅是父亲的战友，不仅是“园丁长”的联络人。

是一个被逼成恶魔的好人。

是一个用四十年时间，从理想主义者变成利益集团保护伞的，活生生的悲剧。

沈墨深吸一口气，推开车门。

他知道，今天下午的会面，可能会改变一切。

也可能会，让他看到人性最黑暗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