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半夏调出了所有能调到的档案。从母亲1970年进厂的登记表，到1998年的事故报告，整整三大箱。

沈墨一份一份地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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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厂登记表上，母亲的照片很年轻，扎着两条麻花辫，笑得很甜。家庭成分栏写着：“贫农”。推荐人签字：沈青山。

原来当年是父亲把母亲招进厂的。

然后是历年考核表：先进工作者五次，三八红旗手三次，细纱操作技术标兵……母亲是个优秀的工人。

翻到最后一本——1998年的事故档案。

现场照片触目惊心：断裂的横梁，倒塌的机器，散落一地的纱锭。母亲倒下的位置被红线圈了出来。

然后是医院的急救记录：

“患者：王秀兰，女，48岁。入院时间：1998年7月23日15:47。生命体征：血压60/40，心率120，呼吸微弱。初步诊断：重型颅脑损伤，多发性肋骨骨折，内脏破裂。”

下面有值班医生的签名：李主任。

然后是抢救记录：

“15:50，气管插管。”

“15:55，心肺复苏。”

“16:03，心跳恢复。”

“16:15，血压回升至80/50。”

“16:30，患者意识短暂恢复，能眨眼。”

沈墨的手停在这里。

母亲当时还活着？还能眨眼？

他快速往后翻。

下一页就是死亡证明：

“死亡时间：1998年7月23日16:05。死亡原因：重型颅脑损伤，抢救无效。”

签字医生：李主任。

时间对不上。

抢救记录显示16:30母亲还有意识，但死亡证明上写16:05已经死亡。

“这是篡改。”许半夏指着记录，“你看这里，墨迹不一样。死亡时间的‘16:05’，是用另一种钢笔后填上去的。原数字被涂改液盖住了。”

她用紫外线灯照了照。

被遮盖的原数字慢慢显形：18:25。

晚了两个多小时。

“这两个小时里，”许半夏声音发冷，“发生了什么？”

沈墨继续翻。

后面是事故调查组询问李主任的笔录：

问：“王秀兰同志送到医院时，情况怎么样？”

李主任答：“送到时已经死亡。我们做了象征性抢救。”

问：“死亡时间确定吗？”

李主任答：“确定。16:05。”

签字，盖章。

一份完整的、天衣无缝的谎言。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沈墨喃喃。

许半夏又从箱子里抽出一份文件——是那批问题钢材的采购合同。签订日期：1997年10月。采购方：玉泉纺织厂。供应方：永昌货栈。

合同最后一页，审批人签字栏：王秀兰（车间主任）。

母亲签的字。

“你母亲当时是细纱车间主任，”许半夏说，“这批设备更新的采购，是她负责的。李主任用这份合同威胁她——如果她不死，就把合同公开，说她收受贿赂，采购劣质钢材，导致厂房危险。那样的话，不仅她会坐牢，你父亲的名誉也会被牵连。”

沈墨闭上眼睛。

所以母亲不是意外。

是李主任用父亲的前程，用所谓的“受贿”污名，逼她“被意外”。

所以父亲后来一蹶不振，所以父亲在1999年抑郁而终。

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

是一个家庭，被系统性摧毁的故事。

“这份合同，”沈墨睁开眼睛，“是伪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