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么知道？”

“你看签字。”沈墨指着母亲的名字，“最后一笔，我母亲习惯性上扬。但这个签名是平的。和我父亲那份假报告上的签名，同一个破绽。”

他站起来。

“李主任伪造合同，逼死我母亲。然后伪造医疗记录，掩盖真相。最后用我父亲的愧疚，控制了他余下的生命。”

档案室的门被推开了。

秦衡走进来，身后跟着两个中央纪委的人。

“沈墨，”秦衡说，“这些证据，够判李主任死刑了。”

“你来干什么？”沈墨问。

“来告诉你真相的另一部分。”秦衡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泛黄的日记本，“这是你父亲1998年到1999年写的日记。他察觉到了你母亲的死有问题，开始暗中调查。但1999年，李主任用你——当时你刚考上大学——来威胁他。”

日记本翻到最后一页：

“1999年12月24日。云帆的父亲今天来找我，说李主任要对我儿子下手。我不能再查了。对不起，秀兰。对不起，墨墨。我只能带着真相，进坟墓了。”

沈墨接过日记本。

父亲的字迹，潦草，颤抖，充满了绝望。

“李主任的控制，”秦衡说，“从来不只是金钱和权力。他最喜欢用的，是亲情。用你在乎的人，逼你放弃你在乎的事。你父亲是这样，姜建国是这样，许大山是这样，岳川是这样——现在，轮到你了。”

他顿了顿。

“但你和他们不一样。你现在手里有足够的力量，有中央的支持，有全国人民的眼睛。你可以选择——是继续追查，让李主任付出代价，但可能还要失去更多你在乎的人。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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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什么？”

“还是放下个人恩怨，去做更大的事。”秦衡看着他，“清理隐性壁垒，让全国千千万万个企业不再受这种‘规则’的压迫。让千千万万个家庭，不再经历你经历过的悲剧。”

档案室里安静极了。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照亮空气中飞舞的尘埃。

沈墨合上父亲的日记本。

“我选第三个。”

秦衡皱眉：“第三个？”

“既要李主任付出代价，”沈墨说，“也要清理全国的隐性壁垒。这两件事，不矛盾。”

他看向许半夏：“把这些证据整理好，提交给最高检。李主任的案子，要办成铁案。”

又看向秦衡：“‘清理隐性壁垒二期’的方案，我参加。但我有一个条件——工作组的第一站，不是去发达地区，是去玉泉县。从那些被问题钢材毒害的工程开始，从那些被‘规则’压迫了四十年的企业开始。”

秦衡沉默了很久。

然后笑了。

“沈墨，”他说，“你比你父亲狠。”

“不，”沈墨摇头，“我只是比他幸运。他那时候，没有这么多人和他站在一起。”

手机响起，是副总理秘书的催促。

沈墨最后看了一眼母亲的档案，轻轻合上箱子。

“走吧。”他对秦衡说，“去北京。”

“不改主意了？”

“不改了。”沈墨走出档案室，“但我得先去个地方。”

“哪？”

“纺织厂旧址。去看看我母亲倒下的地方。”

车开到纺织厂时，厂区已经荒废了。但细纱车间的那栋楼还在——那是历史建筑，不能拆，但也不能用，就那么荒着，像个巨大的墓碑。

沈墨站在楼前。

二十三年前，母亲在这里倒下。

二十三年后，他站在这里，手里握着真相。

风吹过空荡荡的窗户，发出呜呜的声响，像在哭泣，也像在诉说。

“妈，”他轻声说，“我会让这一切，都有个交代。”

转身离开时，手机震动。

是全省营商环境会议的日程提醒：下午两点，部署“清理隐性壁垒二期”。

而明天上午，他要去北京，参加那个可能改变全国企业命运的会议。

一场战役结束了。

另一场更大的战役，正要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