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沉默，在许多人看来，并非不关注，而是一种默许，一种对杨廷和“抛石问路”行为的纵容和保护。

陛下是在等待，等待朝堂上不同声音的充分交锋，也是在观察，观察杨廷和如何应对这第一波、也是最凶猛的一波压力。

杨廷和身处风暴中心，却显得异常镇定。他并未上疏自辩，也没有利用首辅之权压制言路。

每日依旧准时到文华殿处理政务，主持阁议，对漕运、新军、节流等既定事项推进得不疾不徐。

在一次非正式的场合，面对几位前来“规劝”他的老成官员，他语气平和地解释道：“诸公之忧，廷和岂能不知？然诸公可曾细算过，去岁东南沿海，仅查获的走私商货，其价值几何？未曾查获者，又几何？如此巨利，尽归私门，而朝廷府库空空，边军嗷嗷待哺，此诚可痛也！廷和提出‘再议’，非为即刻开海，实是希望诸公能正视此‘利’之所在，共同思忖，如何能将此‘利’取之于国，用之于民，而非一味固守‘海禁’二字，对此巨利视而不见，坐视国用日蹙。”

他将争论的焦点，从虚无的“祖制”和“道义”，巧妙地拉回到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和“困局”上。

这让一些原本只是基于惯性反对的官员，也开始暗自思量。

与此同时，一道不起眼的敕令通过兵部下发至东南沿海各卫所：“近来海防废弛，着各卫所整顿战船，操练水卒，严密巡哨，以防不虞。”这道命令合情合理，旨在加强海防，并未引起太多注意。但结合朝中正在热议的“开海”之议，其背后或许也蕴含着未雨绸缪的深意。

几天后，一次小范围的御前奏对。在场的仅有杨廷和、李东阳及户部尚书。

户部尚书再次陈述了国库的窘境。朱厚照静静听完，目光转向杨廷和：“杨先生，开源节流，乃当务之急。除却宫中及各衙门用度裁减，以及清理盐政、田亩等长远之策外，于眼前，可还有能速见成效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