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问得颇有深意，似乎给了杨廷和一个机会，又似乎什么都没说。

杨廷和心领神会，躬身答道：“回陛下，节流之策，已在进行。然欲解燃眉之急，仍需广开财源。臣前日于阁议中，曾提及东南海利……此事虽争议颇大，然其利之巨，确可纾解部分国用。臣愚见，或可不必骤开海禁，但可先于个别紧要且易于管控之处，尝试恢复官方主导的‘市舶’贸易，严格管制，重征税榷，既可充实国库，亦可借此整饬水师，厘清海疆。此为权宜试点之策，可行与否，尚需陛下圣裁。”

他没有再提“开海禁”，而是用了“恢复市舶”、“权宜试点”这样更温和、更具操作性的说法。

朱厚照沉吟片刻，未置可否，转而问李东阳：“李先生以为如何？”

李东阳沉吟道：“杨元辅所虑，亦是为国谋利。然市舶之事，关乎海防、外交及地方安定，若行试点，地点、人选、章程，皆需万分谨慎，务求万全。”

“二位先生所言，皆有道理。”朱厚照终于表态，语气平稳，“开源之事，确需多方设法。市舶与否，兹事体大，不可不慎，亦不可不察。这样吧，杨先生可先将此议，以及诸位虑及之处，草拟一份详尽的条陈，将利害、步骤、风险及应对，一一剖析明白，呈报于朕。待朕细览之后，再行定夺。”

“臣，遵旨。”杨廷和躬身领命。他知道，陛下没有反对，就是最大的支持。

让他草拟详细条陈，意味着此事已从“可否议论”阶段，进入了“如何操作”的实质性探讨阶段。这已是顶着巨大压力，向前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皇帝的默许与引导，如同为在风浪中行驶的舟船提供了隐隐的航标。

杨廷和知道，他接下来拟定的那份条陈，必须足够扎实，足够谨慎，才能经受住即将到来的、更猛烈的风暴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