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廷和“先办起来”的策略，如同在密不透风的墙壁上凿开了一个小孔。

压力找到了宣泄口，但也让实务学堂的筹建工作，以一种扭曲而缓慢的方式，开始蹒跚前行。

吏部与礼部联合发布了“实务学堂首期生员招考告示”，不出所料，在士林中引发了更大的争议与嘲讽。

告示中那“需五品官举荐”、“通晓算学律例”的苛刻条件，以及“授佐贰官、最高从六品”的限定出路，被许多清流士人视为对“实务”二字的侮辱，也是对科举正途变相的维护。

“区区佐贰微末之吏，也配与我等进士同年称臣？”

茶楼酒肆间，此类议论不绝于耳。

一些原本因月港之利而对新政有所动摇的官员，见此情景，也重新坚定了立场，认为皇帝终究还是向文官体系的潜规则做出了巨大让步。

然而，这看似屈辱的“枷锁”，却也意外地起到了筛选作用。

它精准地吸引了一批特定的人群：那些出身官宦之家、却因种种原因科举无望的子弟；那些在六部衙门担任底层胥吏、精通实务却晋升无门的老手；甚至还有一些眼光独到、看出此乃晋身捷径的没落勋贵后裔。他们或许不被主流士林所齿，但他们确确实实是帝国急需的“专才”苗子。

就在这纷纷扰扰之中，一场无声的较量，在通政司与司礼监之间展开。那些针对顾璘、乃至隐隐指向杨廷和的弹章，依旧如同雪片般飞来，然后被梁正一如既往地“留中”。

但这一次，皇帝不再仅仅是被动防御。

西苑精舍内，梁正将一份石文义密呈的名单轻轻放在案上。

名单上罗列了近日最为活跃的几位言官，以及他们背后可能存在的、与南京守旧官员、乃至某些利益受损的地方士绅的联络线索。

“跳得最欢的，无非是这几只蚂蚱。”

梁正语气平淡，听不出喜怒，“朕原想等学堂有些成效，再行收拾。如今看来，有些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他沉吟片刻，对侍立一旁的王岳吩咐道：“去，传朕的口谕给骆秉良。让他挑几件证据确凿、却又不大不小的案子，比如……某御史家人侵占民田，某给事中收受地方官冰敬炭敬，不必牵连过广，也不必上纲上线，查实了，直接移交刑部，按律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