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家海事商会”与“工坊区”的设立，如同在沸腾的油锅里又投入一块寒冰，激起的反应更为剧烈。

勋贵集团与新兴海商资本的明确站队，使得朝野上下清晰地认识到，皇帝的改革绝非一时兴起，而是一场旨在重构帝国权力与利益格局的深远谋划。

反对的声浪，也因此变得更加集中和凶猛。

这一次，火力不再仅仅分散于杨廷和与吴永年，而是明确指向了皇帝新政的核心——那被视为“与民争利”、“败坏祖制”的商会与工坊政策，以及背后支撑这一切的、被文官集团视为异端的“重商”思想。

都察院十三道御史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联名上了一份堪称措辞空前激烈的万言书。

这份奏章不再纠缠于清丈的技术细节，而是直指国本。

他们痛心疾首地论述“农为本，商为末”的圣贤之道，斥责皇帝“弃本逐末”，设立商会是“开启牟利之门，玷污圣德”，设立工坊区是“纵容奇技淫巧，蛊惑人心”，长此以往，必将导致“人心不古，礼崩乐坏”，动摇国基。

他们甚至将近年来各地的水旱灾害，也归咎于皇帝“不修德政，专务财利”，触怒上天。

紧接着，翰林院、国子监的一批清流官员、饱学鸿儒也纷纷上书，或引经据典，或慷慨陈词，形成了一股强大的道德和舆论压力。

他们代表着士大夫阶层最核心的价值观，对任何可能动摇传统“四民”秩序的行为，都抱有本能的警惕和抗拒。

朝会之上，气氛凝重得如同暴风雨前的死寂。

一名素以耿直敢言、学问渊博着称的翰林学士，手持笏板，出班泣奏。

“陛下！《大学》有云：‘德者本也，财者末也’。今陛下舍本逐末，专设商会工坊，与商贾逐利于市井，此非圣明天子所为也！臣恐天下士子闻之寒心，四海百姓见之疑惑！恳请陛下，罢商会，停工坊，亲贤臣，远小人，重归仁政之本！”

此言一出，不少官员纷纷附和，一时间，“罢商会，停工坊”的呼声在殿内隐隐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