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哎哟，这怎么好意思……”
“应该的。”我说，“奶奶，您一个人住，有什么事就喊一声，我和我妈都能帮忙。”
王奶奶笑了，露出没牙的牙龈：“好孩子……你妈也好。上次我腰疼，还是她帮我捶了半天。”
我们聊了会儿家常。王奶奶说起她儿子在巡捕房的事，说起最近哪条街不太平，说起上个月弄堂里进了贼——被住在后楼的赵大妈一盆洗脚水泼了个正着。
“赵大妈？”我问，“就是那个嗓门特别大的？”
“对，就是她。”王奶奶压低声音，“你别看她咋咋呼呼的，人可厉害了。她男人死得早，一个人拉扯三个孩子，在纱厂做工，还在家接缝补的活。这弄堂里，要说谁最不怕事，就是她。”
我记下了。
接下来的几天，我用了各种理由，拜访了弄堂里七八位有影响力的女性——家里男人在衙门做事的刘婶，女儿嫁到租界去的吴阿姨，在菜场摆摊、消息最灵通的周大嫂……
我给她们送的东西都不贵重：一把自家腌的咸菜，几个新蒸的馒头，一块傅文佩做的绣花手帕。说的也都是家常话：问她们孩子读书怎么样，身体好不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但我每次都会“无意”地提到：最近好像有些生人在弄堂里转，大家要小心门户。也会“顺便”说：我和我妈开了个小店，以后大家有什么需要，尽管来。
渐渐地，弄堂里的氛围开始变了。
以前，那些大妈们看我的眼神，是好奇中带着疏远，同情里藏着窥探。现在，她们会主动跟我打招呼：“依萍出去啊？”“依萍，你妈今天没来晒太阳？”
甚至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听见孙阿姨在公用水龙头边跟人说话：
“……依萍那孩子，看着冷，心里热。她妈也是，老老实实一个人。你们可别听外面那些瞎说，什么被陆家赶出来……我看是她们自己不想待了！那陆家是好待的吗？八房姨太太，天天勾心斗角……”
我在拐角处停下脚步。
心里有什么东西，慢慢化开了。
原来，善意真的会换来善意。哪怕一开始，这善意里带着算计。
周五下午，我和顾慎之约在圣约翰大学附近的茶馆见面，讨论《市井经济学》第一期专栏的细节。
茶馆很安静，我们在二楼靠窗的雅间。顾慎之带来了一叠资料——关于上海成衣行业的调查报告，还有几家知名裁缝店的经营数据。
“第一期就写‘一件旗袍的价格秘密’。”他把资料推给我，“这是我从工部局档案室抄来的数据，还有几个裁缝师傅的匿名访谈。你可以结合你母亲开店的实际经历，把故事写实。”
我翻看着那些资料，很详细，甚至详细得有些惊人——连某家裁缝店每月用多少针线、付多少“保护费”给巡捕房都有记录。
“顾先生，”我抬头看他，“这些信息……您是怎么拿到的？”
顾慎之正在倒茶，闻言手顿了顿。
“我有我的渠道。”他说得很模糊，但随即补充，“放心，来源正当，不会给你惹麻烦。”
我没再追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就像我，永远不会告诉他我是重生而来。
我们讨论了专栏的结构、重点、需要注意的敏感点。顾慎之的思路很清晰，总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所在。一个小时后，大纲基本确定了。
“对了，”临走时，顾慎之忽然说，“你让我查的那几个在弄堂里打听你们的人，有眉目了。”
我一凛：“是谁？”
“不是陆尔豪的人。”他说，“是几个专门收钱打听消息的‘包打听’，受雇于一个中间人。中间人是谁，还在查。但可以肯定的是，雇他们的人，对你们没有恶意——至少目前没有。”
“没有恶意？”我皱眉，“那为什么要打听我们？”
“可能是好奇，可能是想合作，也可能是……”顾慎之推了推眼镜，“想看看你们够不够格，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盟友’。”
小主，
我更困惑了：“盟友？”
顾慎之没有解释，只是说：“陆小姐，你最近做的事，很聪明。”
“什么事？”
“经营邻里关系。”他看着我，“在这个城市，有时候一群普通人的眼睛和嘴巴，比十个巡捕还有用。你让那些大妈们开始维护你们，这就是最好的防护网。”
我有些意外：“您怎么知道……”
“我知道的事，比你想象的多。”他站起身，拿起公文包，“继续做你正在做的事。至于那些‘包打听’，我会盯着。有消息再通知你。”
他走后，我独自在茶馆坐了很久。
窗外是上海冬天的街道，行人匆匆，黄包车穿梭。这个城市看似开放，实则壁垒森严；看似繁华，实则暗流涌动。
而我，一个十九岁的、从陆家独立出来的女儿，想要在这里站稳脚跟，需要的不只是才华和勇气。
还需要眼睛。
很多双眼睛。
三天后，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傍晚，我正和傅文佩在旗袍店里挂第一批做好的样衣——三件不同款式的旗袍，用的是便宜但质感不错的棉布，盘扣是傅文佩亲手盘的，样式简洁大方。
弄堂里突然传来吵闹声。
我们走到门口，看见几个流里流气的年轻人堵在弄堂口，正在跟孙阿姨争执。
“老太婆，少管闲事！我们找陆依萍，关你什么事？”为首的是个穿着花衬衫的瘦高个，嘴里叼着烟。
孙阿姨双手叉腰，嗓门比他还大：“我管我邻居的事，怎么叫管闲事？你们是谁？找依萍干什么？不说清楚，别想进去！”
“嘿，给你脸了是不是？”瘦高个身后的一个胖子要往前冲。
就在这时，赵大妈端着一盆水从二楼窗户探出头：“哪个不长眼的在我们弄堂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