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台试播后的第三天，上海又下雨了。

这次的雨不大，细细密密的，像是从天上撒下来的银丝。梧桐叶子被洗得油绿发亮，街道上蒸腾起潮湿的水汽，黄包车夫披着蓑衣匆匆跑过，溅起一串水花。

下午三点，周刊创刊号的最后校样终于完成。我揉了揉酸涩的眼睛，看着手里这叠厚厚的稿纸——封面是方瑜设计的：一个剪影般的女性侧脸，背景是上海滩的轮廓线，下方一行醒目的标题：“她的声音，值得被听见”。

“终于好了。”可心也松了口气，“印刷厂说，明天上午就能出样书。”

“嗯。”我把校样装进牛皮纸袋，“可心，你把这些送到印刷厂，让他们按这个印。记住，一页一页仔细核对，不能有错字。”

“明白！”

可心抱着纸袋匆匆出门。书店里只剩下我和傅文佩——她在缝一件新旗袍的盘扣，手指翻飞，银针在丝线间穿梭，安静得像一幅画。

门就是这时候被推开的。

风铃叮当作响，带进来一股潮湿的冷气。

何书桓站在门口。

他没打伞，头发湿漉漉地贴在额头上，西装外套的肩膀处已经深了一片水渍。他站在那里，眼神直直地看着我，嘴唇抿得很紧，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依萍。”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傅文佩抬起头，看见是他，手上的动作顿了顿，然后低下头继续缝扣子——但针脚明显乱了。

“何先生。”我放下手里的笔，“有事吗？”

何书桓走进来，身后的门缓缓关上，隔绝了外面的雨声。书店里很安静，只有傅文佩缝纫时细碎的“咝咝”声，和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我……我想跟你谈谈。”他说。

“谈什么？”

“很多。”他深吸一口气，“关于过去，关于现在，也关于……将来。”

我看着他。半年没见，他瘦了些，眼底有淡淡的青黑，下巴上还有没刮干净的胡茬。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何书桓，现在看起来有些落魄。

“坐吧。”我说，“佩姨，麻烦泡两杯茶。”

傅文佩起身去了后间。何书桓在靠窗的椅子坐下，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膝盖。

雨打在窗玻璃上，留下蜿蜒的水痕。

“我下个月要去英国了。”他忽然说。

我愣了一下：“英国？”

“伦敦政经学院，父亲安排的。”他的声音很低，“他说我在上海……待不下去了。”

我没说话。

“如萍的事，我很抱歉。”他抬起头，眼睛里满是血丝，“我知道现在说这些已经晚了，但我真的……真的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如萍怎么了？”

“她……”何书桓苦笑，“她不愿意再见我。我去找过她三次，她都说没空。最后一次，她隔着门说：‘何书桓，我不需要你的同情，也不需要你的愧疚。’”

他的手指蜷缩起来：“依萍，我知道我以前做错了。我太自以为是，太把自己当回事。我以为我可以拯救所有人，结果……我谁都救不了。”

茶端上来了。傅文佩放下茶杯，看了我一眼，默默退到柜台后面，继续缝她的旗袍。

但我知道，她在听。

“你今天来，”我看着何书桓，“就是为了说这些？”

“不。”他摇头，“我今天来，是想问你一句话。”

“什么话？”

他看着我，眼神复杂得像此刻窗外的天空，云层厚重，光线昏暗。

“如果……如果一切可以重来，”他一字一句地问，“如果我一开始就认真对待你，如果我从来没有摇摆不定，如果我坚定地选择你……我们之间，有没有可能？”

书店里安静得能听见针落地的声音。

傅文佩的针停住了。

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